你是文化的杂食者，还是单食者？

更新时间：2025-06-13 18:00  浏览量：1

杂食者、单食者说的是物种。比如狗，比如猪，既能吃动物，也能吃植物。它们就是杂食者。对照来看，考拉只吃桉树叶，熊猫只啃竹子，它们就是单食者。

人，从物种来说，是杂食者。但是看现实，有些人的行为很像单食者，比如素食主义者。显然，这是文化的差异，不能归因于基因和进化。

不过，真的说到文化，你是杂食者，还是单食者呢？

张三要是既去巴黎看歌剧，又去南京追周深，还去阿那亚听摇滚，那张三妥妥的是在娱乐方式上的杂食者。李四平时沉迷小红书，打打游戏，偶尔进影院看个哪吒，从来不去看话剧，那李四在娱乐方式上，就是单食者。

聪明的你马上就会想到，那是不是因为张三有钱有闲啊，李四这方面不花钱，那是因为是牛马，得攒钱结婚买房子。

社会学家可不这么想。皮埃尔·布迪厄就说，上层阶级通过精英文化品味（如古典音乐、哲学阅读、高雅艺术）维持阶层区隔，而大众文化（如肥皂剧、游戏）则被认为“低文化”。

观察李四这样的牛马阶层，对他们来说，非熟悉文化形式的理解门槛会很高，也没有时间去听哲学博客思考人生，加上算法推荐营造的信息茧房，李四们就会困在自己熟悉的娱乐类型当中。

这正是布迪厄指出的，文化消费正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的机制。

不过，按照布迪厄的想法，精英阶层是不会去看流行歌星演唱会的，也不会认为网络小说是文学，更会鄙视网络短剧。

但是，现在就是有越来越的精英人士张三既听单依纯，也追泰勒，还迷脱口秀，时不时悉尼纽约柏林的，来一场交响音乐会。

那么这是颠覆了布迪厄，还是一种新的历史趋势？这些西方理论，又能不能解释中国的文化现象呢？

这就是本篇介绍的李东雨的论文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中，有公认的“高雅文化”吗？如果没有，那么杂食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语境下，我们跟西方有一个差别，那就是西方社会有明确的合法化文化，那就是神圣的古典传统。然而，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转型，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戏曲和西方古典音乐一度被视为“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上层建筑”，遭到禁演或者改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经济精英文化禀赋的不足，也使文化品位的纵向代际传递发生了断裂。

更重要的是，测量高雅文化是不是存在，不能用内生的方法，也就是询问或者观察高社会阶层的群体的文化消费构成。这个方法之所以无效，是因为这相当于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理论上是因为阶层高，所以喜欢高文化。现在是因为你是高阶层，你喜欢的文化消费形式就是高文化。这怎么能说服人呢。

研究者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用外生的研究方法。

具体来说，就是用词向量的方法。例如用人民日报的语料库，观察“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这两个词汇哪个离“高雅艺术”这个词汇更近。

实际操作是这样的，使用1995～2023年人民日报语料库，分年度训练词向量模型，分别 计算每一年度中“交响乐”“流行音乐”“戏曲”三个词汇与“高雅”“艺术”“通俗”“低俗”四个词汇的语义相似度。分别计算音乐类型与四个合法性词汇的语义相似度的平均值（通俗和低俗要反向取值）。这个相似度的排名就是合法性。

数据显示，至少在官方话语中，不同文化类型间已经形成了高雅-通俗区隔。这就是交响乐和戏曲是高于流行音乐的，从1999年到2023年，一直如此。

对中国传统戏曲也是合法性地位较高这一结果，研究者自己感到意外，也许是因为研究者的年龄问题，没有经历从转型前到转型后的过程。其实，这个结果，著名的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的艺术形式的结构，已经生动地展示了官方话语的结果——

八个样板戏中，有5部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2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1部交响音乐：《沙家浜》。

这结构，这比例，这品种，是不是很生动和形象啊。

接下来，就是看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文化品味了。

数据来源是1999年的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调查、200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23年的当代居民文化价值观念调查。

这三份数据，都调查了受访者对西方古典音乐，中国传统戏曲和流行音乐的偏好。

注意，这里的数据仅有“音乐”这一个领域，近似地代表“文化”。研究者把回答“非常喜欢”和“喜欢”的编码为1，其他选项编码为0。

这样我们就有了9类人群，分别是只喜欢一种音乐类型的，喜欢两种的，喜欢三种的，和一种都不喜欢的。

根据研究目的，也就是既喜欢高雅的，也喜欢大众的，才是文化杂食。那么这里的数据就能识别出三类群体：杂食者（三种都喜欢），本土杂食者（喜欢中国传统戏曲和流行音乐），海外杂食者（喜欢交响乐和流行音乐）。

结果如何？

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音乐品味的杂食水平都有所提升，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也在增加。

文化疏离者（三种都不喜欢）、本土高雅单食者和海外高雅单食者的占比一直在下降。通俗品位者的占比在1999～2008年迅速提高，之后平稳增长。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杂食水平一直在提高，越来越倾向于跨越高雅与通俗的区隔，欣赏不同音乐类型。

还有一些发现很有意思：

女性居民更有可能成为杂食者，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也更多。社会经济地位与杂食品味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但缺乏统一的模式。在纳入通俗品味者对杂食性进行测量的情况下，居 民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成为杂食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越多。

在高雅音乐类型喜爱者占比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全社会杂食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通俗音乐在各社会阶层中被广泛接受。

研究者下结论说，不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我国文化杂食转向的发生，不一定是社会上层变得更加开放包容、从势利转向杂食的结果，更有可能是社会各阶层获得更多文化消费选择、文化品味变得多样化的结果。

受限于数据，研究者也说对本文结论的外推要十分谨慎。但是，对修炼数据思维的同学们来说，越来越多的数据研究的新方法的应用，带来了新的观察角度和新的发现，是特别有启发的。

例如，我们把音乐换成体育，能猜一猜哪些体育项目的合法性更高，哪些一般，哪些甚至是低俗的那一类吗？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吧。

李东雨，《从“势利”到“杂食”? ——中国城市居民文化品味的变迁（1999—2023）》，《社会学评论》，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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