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下狂欢到文化遗产，Techno音乐在柏林
更新时间：2025-09-15 21:33 浏览量：1
2024年3月，在电子音乐非营利组织Rave the Planet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请16个月后，柏林的Techno音乐正式入选了德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通常会被授予更传统的文化活动的荣誉，正在逐步接纳鲜活的当代文化。
如德国的文化部部长Claudia Roth所说，电 子音乐一直是德国首都的重要声音，对于从世界各地来到柏林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多年来，柏林的Techno文化一直代表着尊重、多元和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回顾Techno音乐与柏林相遇的三十余年，在偶然与信念交织的历史潮流中，它如何从享乐主义产物，演变成为值得公共支持的社会力量？
工业城市的“民间音乐”
Techno音乐在中文里多被译作“铁克诺”或“高科技”舞曲。作为电子音乐的流派之一，它以易于跟随的4/4拍、120至150 bpm的快速度和合成器的冷酷音色著称。人群在声光嘈杂的乐土中随着强劲节奏舞动身体，享受没有工作忧虑、人际戒备或历史重担的飞地，这更是Techno俱乐部深入人心的图景。
这种自由，一方面由乐曲的自身特质实现，另一方面，演出空间和表演过程也功不可没。Techno音乐的焦点是被模糊的，像四射光束一样散落，不再有围绕作曲家的技术结构、情感表现、言说意图而形成的需要听众去理解的信息。面对这种除去鼓机和bass的搭配外经常没有旋律、没有文本、没有歌手的音乐，辨认旧有的意义单位、进行形式分析的倾听方法无疑是失效的。音乐曾经总是关于优雅、艰深、冠冕堂皇的学院教养，但现在，Techno音乐跳过了传统的音乐学符号解码流程，达到更直接地与听众身体交流的效果。舞池里没有意义的明确发起者或信息中心，它对所有未经训练的听众开放，为人群创造自在释放能量的背景，邀请每个人的身体感知和参与。在DJ、演出空间和起舞的人群之间，诞生的是一种新的交流模式。
它有着寒光闪烁金属质感的阴冷音色，严格的重复秩序，全速运转的生产线般的动态，非人的、属于机械的陌生感和异质感，这无不彰显着Techno来自工业化城市的声音血缘。它继承了未来主义半是期待、半是恐惧的矛盾内核——对无孔不入的现代异化状况与精密管控的抗拒，和将怪异粗粝转化为感官愉悦的努力，微妙地混杂在一起。
而凭借难以区分的电子声源、低沉音响、稳定的脉冲和循环结构，Techno场景总是成功催化听众，使其进入恍惚状态——一种子宫般的安全环境，昏暗、潮湿而温暖，伴随规律而亲密的心跳声。支撑起时髦风尚的，或许还有近似于部落仪式的原始美感。以柏林的Berghain为例，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Techno俱乐部之一，坐落在一座宏伟的、曾经是发电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错综复杂的内部结构和高达18米的主厅天花板高度，让它像一座黑暗而神秘的大教堂。每个周末，纯粹的Techno音乐在这里不眠不休地响起，排起长队的爱好者们等候完成一场礼拜仪式。
“狂喜是团结的良药”
音乐像植物一样需要水土。柏林并非Techno音乐的源头，这种风格于20世纪80年代在底特律、芝加哥等地多个城市此起彼伏地涌现，至90年代初，由柏林的传奇俱乐部Tresor邀请，底特律的DJ将Techno音乐带到柏林。一边是衰败的美国汽车工业之城，一边是柏林墙的历史性倒塌后的废墟，Techno音乐与柏林就这样一拍即合。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对Techno文化的指数级发展至关重要，以至于如今它被公认为Techno之都。
作为一座被战火与分裂的阴影笼罩的城市，柏林市区中留有许多战时兴建的碉堡、防空洞与地道。柏林墙倒下后，随着人口往较富裕的西柏林迁动，东柏林的许多建筑厂房也逐渐废弃，近三分之一的片区沦为无人居住的鬼城。据Tresor的创办人Dimitri Hegemann描述，90年代初的柏林虽然支离破碎，但地下派对现场却生意盎然。这些荒无人烟更无行政管理的空间，恰巧吸引了艺术家和锐舞者，为狂欢派对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被打碎的窗户、裸露的电气设备、未抛光的粗糙饰面、随处可见的涂鸦，与Techno音乐的浓烈工业气息和近乎野蛮的生命力交相映衬。
在底特律，即使是最著名的Techno俱乐部，也面临无数监管方面的麻烦。底特律警察局从90年代初开始打击狂欢活动，到凌晨两点为止的营业时间规定严重影响了夜生活的繁荣。但在柏林，所有权、宵禁、经营和酒类许可证压根不成问题——警察有其他事情要忙。于是，年轻人悄悄占领了空仓库和旧工厂，将它们改造成无拘无束整夜跳舞的俱乐部。
而Techno音乐，在东西德棘手的身份认同挑战面前，以一种政治难以做到的方式，让所有人感受到自己是新生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在派对上没有人在乎你从哪里来，你可以做任何事；东柏林与西柏林的人没有区别，只有对电子音乐和跳舞的共同热情。Techno文化成为了年轻人通过身体——而非语言——进行联系的一种方式。成千上万从政治压抑中解脱出来的居民、无法融入社会的边缘少数群体，创造了自己的地下世界，以庆祝自由与重聚。
这些电音派对最初完全是一种地下文化活动，举办信息通过口耳相传，或在广播里提示感兴趣的人在特定时间拨打电话号码来获取位置。派对地点每隔几天就会变更，以避免引起太多关注。但很快，人们意识到这些鬼鬼祟祟的狂欢对白日的倾颓萧条有多么强大的治愈效果，Techno文化就此掀起了势不可挡的潮流。
Dr. Motte（视觉中国 供图）
“狂喜是团结的良药。”Techno音乐盛会Love Parade（爱之游行）的发起人Motte博士如是说。这场活动于1989年7月在西柏林首次举行时只有一百多人参加，而现在，它已经吸引了超过150万人参与，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街头派对之一，以及对不同性别、种族、年龄友善的文化活动标杆。Techno音乐，这种在废墟上生根发芽的新声，也被重新诠释为朝向未来的韧性象征。
在一个面临艰难的经济挑战的城市和容易出现暴乱的时期，柏林人从音乐中找到了精神出口，甚至是商业机遇。在电子律动里，这座城市慢慢重获生机。随着Techno文化为柏林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政府为其提供了支持，例如取消关门时间和着装要求限制。于是，柏林的城市面貌、居民的音乐风格偏好、宽松友好的文化政策和艺术团体的活跃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直至今天，自由和包容同时是Techno文化和柏林的关键词。
本组图片：柏林Tresor俱乐部（视觉中国 供图）
两难中捍卫自由
Techno音乐的发展像它的许多爱好者的经历一样并不顺利。生硬、不祥的气息和恣肆宣泄的性质引起的排斥与打压从未停止。由于这种音乐几乎完全使用机器制作和演奏，与90年代大众音乐品味的参照项摇滚乐相比，它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与主流音乐及其流行形式——供人演唱的歌曲——相比，没有言语和人声的电子音乐的意义也遭到质疑。
90年代末的Techno风潮，鼓励了大量业余的音乐家和表演者在法律和音乐专业框架外开展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鼓励音乐行业专业化的公共文化政策目标的反叛。从音乐语言、听觉效果到表演过程，它都搅动着感觉秩序的激变。无论对普通民众还是政府部门来说，新的音乐生活还需要一定的时日来适应。更棘手的是，毒品产业也对追求身体韵律的兴动的人群虎视眈眈。在法国，缉毒小组甚至曾向所有省份发出通函，将狂欢派对定义为以买卖毒品为主要目的的非法活动，认为有必要采取一切手段扼制其发生。与犯罪形象的关联，无疑加剧了公众对这类活动的不信任。
而即使在官方话语开始努力收编Techno文化的今天，它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两难境况：Techno音乐内嵌着反主流、反建制、反商业化的激进基因，派对的开放性和持续运营需求，却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对地下文化的初衷知之甚少的猎奇目光。今天，大型Techno音乐会已经像流行乐演唱会一样商业化，更在意营利而非活动的纯粹，加之疫情与经济形势影响下的租金上涨，许多俱乐部别无选择，只能提高门票价格，为富裕阶层而非草根举办活动，以更高的成本维持一种昂贵且脆弱的局面，许多小型俱乐部则甚至支付不起邀请知名DJ的费用。短视频时代的传播机制，亦催生了大量对Techno音乐的美学探索与价值观并不了解的新受众，他们可能在浏览了一味追求重型音乐刺激的15秒短视频后，出于窥探和打卡的欲望前来。音乐与听众生活的连接和价值观的传递，不再能得到保证。
没有人能预见历史的走向。可以看到的只是，在地下乐园浮现于聚光灯下的过程中，柏林的Techno爱好者们如何探寻生存与本真之间的平衡。有别于严格的不合作姿态，新一代行动者们打破之后亦建造，将亚文化与生俱来的先锋性格发展成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公共参与形式。示威海报与服饰风格中大胆昂扬的创意、剥除区隔的由宽容经验带来的凝聚力，都在情感政治的时代唤起数据与理论难以触及的动力。在生态保护、城市空间和公共资金的使用、反对种族仇恨与偏见等议题上，Techno场景不仅为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退避的护荫，更向外生长出富有趣味的、性感的行动主义新纪元。
或许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封闭、分裂、不容乐观的时期，又或许，“那些往昔喋喋不休者将不再开腔，而哑巴将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