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文笔录】要言不烦、深入浅出的贝多芬指南 | 杨燕迪

更新时间：2025-09-23 12:04  浏览量：1

贝多芬，一个响亮的名字——即便他是异邦日耳曼人，即便他所从事的职业是“作曲”这样一个音乐圈之外大家并不十分熟悉的“行当”，但贝多芬这个人物在中国（以及全世界）无疑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想来这是在情理之中。回想2020年，当时德国隆重纪念三位同在1770年降生于世的重量级文化人物诞辰二百五十周年：哲学家黑格尔、诗人荷尔德林、作曲家贝多芬。在我的印象中，贝多芬纪念的影响力和辐射面显然超过另外两位——这当然是借助贝多芬音乐在当代演出市场、传媒渠道和网络平台上的频繁曝光率。可以说，贝多芬的声名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回响，而他的作品的感召力二百余年来似未见丝毫减退，至今仍保持着对专业音乐家和众多乐迷的强烈吸引力。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

对于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界，贝多芬的名字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通过傅雷先生迻译的罗曼·罗兰《贝多芬传》而广为人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贝多芬作为音乐艺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到高度重视，他的诸多重要作品频繁亮相，而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由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上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其中第四乐章的“欢乐颂”等唱词首次用中文演唱）并在多个城市巡演，一时成为盛事。及至改革开放，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度更是几近“家喻户晓”。除大量现场演出外，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也适时跟进，以满足大家对于鉴赏和理解贝多芬的需求。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牛津通识读本·贝多芬》中译本（马睿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0月第一版），是国人接受和理解贝多芬的又一个佳音。它篇幅短小，要言不烦，且体例安排独特，文笔深入浅出。作者马克·埃文·邦兹（Mark Evan Bonds, 1954—）系著名音乐学者，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荣休教授，除《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简史》这部已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通史性论著外，还深耕贝多芬研究、交响曲研究、音乐观念史研究等专门化学术领域，著有《无言的修辞：音乐形式与演说隐喻》《贝多芬之后：交响曲中的原创性命令》《作为思想的音乐：在贝多芬时代聆听交响曲》《绝对音乐：一种观念的历史》《贝多芬综合征：将音乐聆听为自传》等论著。不出所料，这位学者背靠自己深厚的学术积淀和熟稔贝多芬研究语境的优势，为“牛津通识读本”系列带来了简明、别致而有效的贝多芬理解指南（顺便提一句，贝多芬是纳入“牛津通识读本”系列论述对象的唯一音乐家）。

马克·埃文·邦兹（Mark Evan Bonds, 1954—）

与一般读者所习惯的“作曲家介绍”不同，此书绝非任何寻常意义上的“传记”读物。作者在简短的“引言”中即申明“本书不是传记，也没有按时间顺序展开”。他明确反对头脑简单地将作曲家的个人生平与其作品之间直接关联，并警告“不要太急于将我们从他的音乐中听到的情感等同于他的个人感受”。随后在第一章“怒容”中，作者质疑19世纪以来将音乐作品当作“作曲家自我表达”的听赏习惯，提醒这是贝多芬去世之后方才形成的特定听赏范式，并提倡以更为多元和全面的视角、而不仅仅以“满脸怒容”的“英雄形象”来理解贝多芬。这分明是受到了现代艺术和美学的观念影响，倾向以更具客观性和分析性而非印象感受式的方式来观察、体验和思考具体艺术家及其创作。

于是，作者以“怒容”“生平”“理想”“失聪”“爱情”“金钱”“政治”“作曲”“早期—中期—晚期”“音乐”“‘贝多芬’”为标题，分十一个章节来框定自己的论述。读者一看便知，这不是历时性的叙事，而是对特定个别范畴的“横剖面”式专题考察。这些专题不仅触及贝多芬的生活纪事，也涵盖他的创作发展与作品解读，尤其“抓眼球”的是书中专门论及贝多芬的艺术理想、政治态度、失聪病痛、爱情经历和经济收入等话题，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和途径切入和走进这位作曲家的生存环境和内心世界，不仅满足读者对贝多芬生活各个侧面的好奇，也为听者更有针对性地理解贝多芬的作品提供助力。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手稿：包括封面上著名的被划掉的献给拿破仑的献词

书中诸多细节都体现出作者冷静分析式的现代学术态度。如第二章“生平”伊始便是针对贝多芬留存至今约2000封书信、139本谈话簿、8000余页乐谱手稿及相关作曲家日记等“一手资料”的清晰介绍，以及关于贝多芬生平诸多“伪证”的客观澄清。作者关于贝多芬的人生准则、道德原则和艺术追求的论述，虽着墨不多，但相当深入透彻，从中可见贝多芬之所以成长为这样一个具有强烈现代精神的艺术家背后的思想、伦理和美学动因（第三章“理想”）。与之紧密关联的是贝多芬的政治态度（第七章“政治”），作者在触及这个课题时，几乎是不动声色地分析和坦陈贝多芬的矛盾心态——他针对拿破仑既崇拜、又鄙视的摇摆；他作为一介平民艺术家，与贵族赞助人之间既亲近、又排斥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与当时的维也纳当局既有表面合作、又有暗中博弈的有趣史实。

至于贝多芬生平的其他方面（如失聪过程、情爱经历和收入状况等），作者总是基于切实的史料辨析，清晰给出得体而谨慎的看法，从不言过其实，也严正拒绝道听途说。例如，作者根据明晰的史料记载，简要梳理并清晰交代贝多芬失聪这个颇具悲剧性的病痛历程的重要时间节点及其影响（1802年写下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1812年急剧恶化，1818年不得不依赖笔谈本与他人交流，等等），并认为“可以断言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残疾帮助他——事实上是迫使他——用一种非常罕见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艺术”。又如，针对贝多芬的“永恒的爱人”究竟是谁这一传记研究中的著名难题，作者经过简明的文献分析后的谨慎建议是“两个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安东妮·布伦塔诺和约瑟菲娜·冯·不伦瑞克－戴姆－施塔克尔贝格”，并阐述了1812年7月那封写给“永恒的爱人”的神秘信件（是否寄出，还是被退回，当今学界仍有争议！）对于贝多芬的深刻情感意义和随后对创作的影响（直接与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Op.98相关）。再如，贝多芬通过自己的专业活动（创作、演出、出版和教学等）及通过贵族赞助获得收入，作者对这些情况进行扼要梳理，不仅让今日的读者清晰了解贝多芬的生活状况，也籍此呈现当时维也纳音乐生活的典型状态。凡此种种，都让贝多芬作为一位“凡人”的存在更为全面丰满，也更加真实可信。

安东妮·布伦塔诺（1780—1869，左图）和约瑟菲娜·冯·不伦瑞克－戴姆－施塔克尔贝格，1779—1821）

当然，读者之所以对贝多芬感兴趣，不仅因为历史中存在这样一位人物，更是由于这位人物的音乐至今仍在不断鸣响，仍在感动现时现刻的你、我、他。顺理成章，我们必定对贝多芬究竟是如何创造音乐的过程感到兴趣。作者在第八章“作曲”中不仅梳理了贝多芬以“速记簿”记写音乐的习惯和当前学界手稿研究的概况，还深入浅出地介绍贝多芬作品中诸如变奏、对位、回旋曲式、奏鸣曲式、幻想曲等音乐创作的手法与形式，以及乐谱出版和修订的相关细节——这是有意“放下身段”的音乐普及文字，但并不因此降低专业品格。第九章“早期—中期—晚期”进一步深入，虽沿用了传统学术中的贝多芬创作分期共识，但以作曲家的弦乐四重奏为核心举证，说明各个分期的音乐特点，同时也对分期本身的合理性和其中的问题进行论说。在第十章“音乐”中，作者首先思考了贝多芬作品中的“标题”之于作品表现内涵的意义，随即用简明而清晰的笔调带领读者浏览贝多芬涉猎的所有体裁领域（交响曲、单乐章管弦乐作品、协奏曲、钢琴奏鸣曲、室内乐、变奏曲、弦乐四重奏、声乐作品、歌剧和教堂音乐等）——这种浏览因篇幅所限不免显得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但作者仍不失时机加入一些有趣的史实背景和音乐点评，从而让读者有意外惊喜。此章最后甚至触及了当前世界乐坛中方兴未艾的“历史知情表演”（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潮流在当下语境中处理贝多芬作品表演的课题，可谓考虑周全。

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没有“接受史”的维度就不是完整的艺术理解。看来作者邦兹完全认同接受史之于贝多芬理解的重要意义，因而他在最后一章中追溯了贝多芬身后至今纷繁复杂到令人有些眼花缭乱的接受史轨迹。用带引号的“贝多芬”作为这一章的标题，作者意在强调，接受史中的“贝多芬”是带有强烈时代印迹的“贝多芬”，每一代人、每一段历史、乃至每一个国度和区域，都会带着各自不同的眼光和需要来认识和“挪用”贝多芬——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勃拉姆斯等后辈对贝多芬的推崇，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纳粹德国和盟国的对抗，东西方“冷战”对峙，民主自由精神的当代弘扬，乃至现今艺术、电影、流行歌曲和大众商品中贝多芬意象的“无孔不入”——在这位作曲家逝世至今的近二百年中，贝多芬可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这是他的音乐和人格一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明证。

关于贝多芬，有说不完的话语，道不尽的论题。多少年来，有关贝多芬的论著和文字之多，称得上汗牛充栋。而这本短小精悍、简明扼要的《贝多芬》，一册在手，让读者迅速统揽全局，也不失洞察幽微，足见作者的用心和功力。愿中国读者通过此书走近贝多芬，愿贝多芬的音乐继续激励、感动和抚慰我们的身心！

2025年8月20日写毕于沪上书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