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口述4：有人把二泉映月改成轻音乐，太不理解阿炳的辛酸了
更新时间：2025-09-29 08:07 浏览量：1
1943年的下半年我就去考无锡工业专科学校，这是个工科学校。我根本不想读工科，我是喜欢文科、喜欢艺术的，但是当时要谋生，我二哥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找工作好找，所以叫我去考这个学校。
我估计我考不取，家庭又很穷困，交不起那么多学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的，结果一考就考取了。由于亲戚朋友都爱护我，觉得我能读书，都帮助我，再加上我大哥极力主张我读书，想办法交了学费，我就上了无锡工业专科学校。这就相当于是高中了。
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是在无锡城里，离我家有15公里，我只能到学校住，做寄宿生。
从1943年的下半年到1944年的上半年，整整一年，在无锡城里，我受到的教育非常的深。这个学校是省级学校，规模大，国文老师就有很多位。我知道的至少有四位专教语文的，而且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老师。
我们在初中都学英语，我初中时候的英语学得还是比较好的。我是很用功的，天不亮就起来在操场上背单词。没想到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日本鬼子一律规定不准读英语，只准读日语。当时因为我的三舅舅、我的姑妈，都被日本鬼子害死了。我对日本鬼子仇恨至极，所以我就坚决不读日语。
每到上日语课我就在最后一排低着头看我自己的书。日语是日本人教的，大家都叫他田中先生，这个老师对学生倒也没有什么横暴，但是他在课堂上只准读日语。我反正混过去了，日语课考试什么都是马马虎虎混过去，其实我一句也没有学会。我有一个同学叫薛欲达，他日语学得很好。他告诉我，抗日也需要日语。我说，不会日语照样抗日，我们这么多抗日将士都会日语吗？我坚决不读日语。
给我们讲国文课的老师叫张潮象。张潮象先生是有名的词人，别号叫雪巅词客，词做得很好，名望很高的。有一次他给我们讲《圆圆传》，后来《圆圆曲》也给我们讲了。讲到吴三桂开了山海关投降满清，迎满清的官兵进关这一段，老先生在课堂上放声大哭，同学们也都掉眼泪了。当时都觉得民族沦亡了，国家沦亡了，人民前途非常渺茫了，所以张先生一讲到《圆圆传》,就号啕痛哭了。还痛骂吴三桂开门迎敌，实际上骂的是日本人和汪精卫。同学们都很害怕，因为我们课堂上经常有日本人穿着中国服装来听课的，听你在讲什么，那天刚好没有。张先生讲《圆圆传》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我们美术课还有一位沙白先生，他是画油画的，他重点教图案。无锡工业专科学校的业务主要是纺织和印染，我学的是印染，印染需要有很多工业专科学校的业务主要是纺织和印染，我学的是印染，印染需要有很多图案，需要我们设计，这个沙白先生教我们设计图案。
还有一位教印染学的范光铸先生，他的文化修养很高，书法特别好，尤其写的一手《麓山寺碑》，就像原碑一样漂亮。范光铸先生的书法一直给我印象特别深。我的书里印了他当时送给我的两幅字。
当时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喜欢写诗，你去看《红楼梦》吧，《红楼梦》里都是讲诗的。那时候我不知道《红楼梦》是什么样的书，以为就是讲怎么写诗的，我就高兴地借来看，一看发现是讲故事，而且是女孩子的故事。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那种战斗的、英雄豪侠的题材。我一看，看了多少回，都是女孩子的故事，里面不是讲做诗，是他们自己做诗。我要的是怎么做诗。我看看没兴趣就没有读下去。
范光铸先生和我是同乡，他是无锡堰桥人，我们相隔5公里。后来我高中一年级以后上不起学了，就回家种地，范光铸先生有时候假日还特地步行到我的前洲镇，来看望我。那个时候，他比我年龄当然大好多岁，但是还是个年轻教师，我们很投合，他知道我贫困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所以一放假就来看我了。
但是这位范先生非常不幸，后来在上海一家印染公司工作时得了病，在家里被人谋杀了，把他的保险柜里放的戒指啊什么的财产全部拿走了。范先生去世以后，家里就是他夫人和女儿，没有什么人做主了。告了几次状，打了几次官司都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我每想到这件事情都为范先生非常难受。他之前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马上搬家了，搬好新家以后我再给你写信，再告诉你地址。没有想到，搬到新家以后就被谋杀了。
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这一年间，还认识了无锡其他的画家。无锡那时候书画风气很盛，当时像孙葆羲、陈旧村、陈负苍、钱松嵒，都是很有名气的。他们都是大画家，我都跟他们接触了，而且都受到他们的启示。但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孙葆羲失踪了，不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大家都找不到他。当时名气很大的，我在公园饭店经常看他的画展。秦古柳先生，"文革"中间把他整得特别厉害，把他整得精神失常了，我回家去看他，他跟我号啕痛哭，他对我说，你是冯其庸，我知道，我们是好朋友，本来你回来我应该给你画画，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拿笔了。说完了又大哭，后来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张潮象先生组织了一个"湖山诗社"，这是他与当时喜欢诗的青年人、中年人以及他一辈的朋友，共同组织的。"湖山诗社"还有一位组织者叫诸健秋，诸健秋是位大画家。之前诸先生跟我有一次意外的见面。
有一次我跟诸健秋先生的学生邵雪泥，在无锡公园的茶座里喝茶。邵雪泥是画家，我怎么认识他的呢？他的画室是临街的，有玻璃窗，他的画桌就靠着玻璃窗。我从街上走过，老看到他低着头画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喜欢画画，我就老站在玻璃窗外面看他画画。他父亲叫邵晋康，看到一个年轻人老来看画，就开门叫我，你进来看吧。我就进去看，跟他们攀谈攀谈。
其实那时候我书读得比较多了，文笔也比较好了。张潮象先生特别喜欢我，看到我的作文，总是称赞，冯其庸的文章写得真好。
他们的画画得很好，但是文化水平太低。我一看，说你这个画上题的句子不通。我给他随便讲讲这个应该怎么题。他一听非常高兴，说我们正缺少这样的人。所以后来他每次画完以后主动请我去，你来帮我考虑这个怎么题。我就给他起好草，他的字写得很好，他就写上去。他越看越有味道，这以后，很欢迎我去了。
晋康有个绝技﹣﹣刻碑，他一只手拿着刀，一只手夹一块布还拿着锤，在石头上依着那个字的字迹一刀一刀刻下来，刻一会儿就用这块布﹣擦，刻下来的石头屑就擦掉了，可以看到上头的字。他教我刻碑，我学了一段时间。他也尽心教我。但是我毕竟是在中学读书，那时候礼拜六还照样上课，只有礼拜天休息，礼拜天去首先要帮助他们考虑题画这些事，然后有时间学学刻碑。所以大体知道怎么刻，没有真正完整地刻过一块碑。但是我能刻图章，那个时候我图章已经刻得不错了，图章的印面、边款都能刻。
那天我跟邵雪泥在公园茶座喝茶，突然诸健秋先生走过来了。他看到邵雪泥手里一把纸扇，他很奇怪。他当时没注意我，他注意他的学生。他把那把纸扇拿过来，看了半天，说这画是谁画的？邵雪泥指着我说，他画的。诸健秋先生说，你跟我学了三年，没有他这几笔好。这以后才问我是谁。邵雪泥说我的名字，我的家庭情况，我的经济困难，现在读高中一年级，可能下面读不下去了。诸先生就跟我说，你的画比他好，你的天分比他高，这样吧，你喜欢画画，我来教你，但是你不要拜师。因为按当时的规矩，拜师要交很多拜师的费用，还要办酒席。你不可能做这些事，不要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你就来看我画画就行了。因为不是他的学生不让进去看他画画的。他说了一句"看就是学"，这句话，其实我一辈子受用，我看什么都把它当作学，不仅是看画、学画，看他画画当作学，我看别的东西也都当作学来看。
张潮象先生和诸健秋先生组织了"湖山诗社"。有一次两位老先生在诸健秋先生家里，叫我去，就说，你参加"湖山诗社"。我吓一跳，我说，我从来没有学过诗，也没有写过诗。张潮象先生就说，不管你写过没有写过，你自己写一首来，我看看再说。
他是我的国文老师，我觉得我不能不写。我就回去想了一下，因为无锡是东林党的基地，当时东林书院还在，但是已经荒废了，我就想到这个，我自己写了四句诗"东林剩有草纵横。海内何人续旧盟。今日湖山重结社，振兴绝学仗先生"。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要我写，我也只好这样了。我就拿了去交给张先生。张先生看了以后高兴得拍桌子说，你还说你不会写诗，这诗多好啊！他马上用笔就在旁边批了两句"清快，有诗才。"
诸健秋先生看了以后也称赞得不得了，就送我一把他画的扇面。那时候我还认识不到诸老先生的画有多好，只觉得它好，现在再看这幅画真正功力深厚，意境高，笔力好，真是大画家。1954年我到北京的时候，他还专门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作为赠行。我画画受他的影响很大，启蒙的时候就碰到了最了不起的画家。
还有一位顾钦伯先生，我经常到他宿舍去听他讲诗。那时候我是寄宿生，校园里下了一场雨以后，我在走廊里就想到了一句"雨馀天气更清凉"。顾先生也住在学校，我刚想到这句，他从走廊那边过来了。我就问顾先生，我说，我刚才有这么一个句子，"雨馀天气更清凉"，能成立吗？他一听，他说，平仄特别合，但是这是词句，不是诗句，词和诗是有区别的。我自己也感觉到这句是词的格调。
我就忽然兴起，我说我还有小时候写的一首诗呢，他说，你拿来给我看看。我就把我小时候写给阿桐的那首五言诗背出来，抄好给顾先生看，没想到顾先生看了以后大为称赞，说，你小小年纪，就写得那么好，这个完全不用改，就是一首古风。"簇上春蚕老，垄头麦油油"，现在只记得这两句了。
我还有一位老师，我们的美术老师钱松嵒，现在也去世了，是1949年后最有名的一位美术老师，最近好像北京画院还在举行他的画展呢。在钱松嵒先生的课堂上学画国画，钱先生称赞我，全班你画得最好。但是我只待了一年，每个礼拜一次课，钱先生只是课堂上教你画几笔，没有机会跟着他多学。实际上我跟诸健秋先生学得多，因为常看他画画。我的山水画开始主要是诸先生教的，到了北京后，主要是学古人，同时也受到许多老画家的指教。
钱先生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在扬州宾馆，我忽然遇到他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扬州宾馆那天大摆筵席，我去了，钱松嵒先生去了。扬州的领导我都很熟，他们请的宾客都去了。一去以后，我见到钱先生，我说，我是你的学生，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你在无锡工专教图画，我叫冯其庸。他说，我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我一直记着你的名字，你是当时班上画国画最好的。我说后来我不画了，因为我工作太多，我就没有机会画了，他说，你应该画画。后来他过了不多几年以后就故去了。
有一次无锡公园饭店，举行吴昌硕、齐白石的画展。那一次我见了齐白石、吴昌硕的画真是惊心动魄，我心里说，天下还有这么好的画！从此我就将这两个人作为我学习的榜样，更多的是学习齐白石。我觉得齐白石那种用笔的简单、质朴，神采的丰富，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诗也题得好。当时我读书很紧张，对我来讲，要花很多时间画一幅山水是不可能的。诸健秋先生画山水的画法，让我一直看，我都懂了，该怎么画，但是没有时间来实践。可是要画吴昌硕、齐白石那个大笔淋漓的，几十分钟就可以画一幅画，对我来说有这个时间。所以我开始学齐白石，学吴昌硕。尽管我当时看诸健秋先生画山水，我自己看了没有画山水，但是我现在主要画山水了。主要是诸先生当时教导让我看了以后受到的一种启示，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我画山水画，就明白一幅画应该怎么下手。至于我后来画的变化，那是我见到大自然多了，尤其到新疆，看到了龟兹的那种奇形怪状的山形和特殊强烈的颜色，所以我自己画了重彩的山水。
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夏天，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在诗词上，有张潮象、顾钦伯先生的教导；在艺术上，有诸健秋先生的指点，还经常到邵雪泥的画室看他画画，还在公园饭店看到吴昌硕齐白石的画展。在这方面，开了很多眼界，给我启发特别大。要没有这一年，没有这几位先生的指引，我读书和画画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所以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的一年，对我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收获。
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这一年，就是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还有件大事情，就是我在无锡，亲自听到瞎子阿炳的演奏。
瞎子阿炳的身世非常坎坷，他的真实名字叫华彦钧，因为他眼睛瞎了，他小名叫阿炳，大家都叫他瞎子阿炳。他原来是个道士，在道庙里当学徒，他喜欢音乐，道家也有音乐，但是他又不愿意完全演奏道家的音乐，他喜欢自己拉自己想演奏的东西。结果，他的这个行为不符合道家的要求，就把他驱逐出来了，他就流浪在街头了。
当时我们听他演奏的时候，他身体还可以，但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基本上要有人扶着才能走路。他当时也没有任何职业，就是街头拉琴要点钱。我们学校里每学期至少有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联欢会，同学开联欢会，最后一个节目总是瞎子阿炳的演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胡琴和琵琶演奏。
那次我印象特别深，他演奏的第一个曲子是《二泉映月》，第二个是《听松》，第三个是《昭君出塞》。前两个是胡琴，后一个是琵琶。
那个时候请他是非常容易的，只要给一点点钱，他就来拉了。但是，整个无锡城里大家没有一个不欣赏、不佩服他的胡琴和琵琶演奏水平的。可是他的活没有人管，困难到衣食都没有依靠，靠沿街要饭。就是有人请他去演奏一次，给几毛钱，也只能活几天，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还有个特点，这个《二泉映月》也好，《听松》也好，《昭君出塞》也好，他都说不是他创作的，是古人的。他认为古人的才了不起，明明是自己创作的，他也说是古人的。
《二泉映月》，尤其是了解他的身世和熟悉这个曲子的人，都会体会到完全是他倾诉自己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向社会哭诉、哀鸣。胡琴拉到最伤心的地方，就像哭泣一样。他拉琴的方法跟人家完全不一样，拉到最深人的地方，最高潮的地方，他不是用琴弓拉，他是用手指头摘那个琴弦，"噔噔噔"这种极短促的声音，然后又低回婉转地拉开了。每次听他的演奏，都会使人掉眼泪。
他弹奏的《昭君出塞》，现在刘天华也都弹，但是跟他弹的不一样。我们听阿炳的琵琶曲子《昭君出塞》，感觉到是一个大的场面：一个是马蹄奔跑的声音，"噼噼啪，噼噼啪，噼噼啪"的声音；一个是军士带着剑带着水壶，互相碰撞的声音，"嘀嘀呱，嘀嘀呱，嘀嘀呱"的声音；还有一个北方的大风，"呼哈，呼哈"的呼啸的声音。让你一听就是觉得，在塞外沙漠里奔跑，马在奔跑，战士们武器和水壶互相碰击，风呼啸，尘土满天这种感觉。
《听松》也是这样，它描写飓风把那个松树吹得摇晃，松树撑着自己的树干顶着风的强劲的力量，这种感受。熟悉瞎子阿炳的人，都知道这些曲子，就是有的是古曲的名字，也经过他重新改过了，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有的完全是他自己创作的东西，他也用一个古人的名字。
那次联欢会以后，我家贫无法继续读书就离开无锡了。但是后来抗战胜利以后，我又回到无锡读书了，那个时候瞎子阿炳还在，我有次有机会再跟瞎子阿炳接触。
我后来看到一个小女孩，用一根竹竿，拉着他沿街向人家要饭。他已经完全沦为要饭的了，不再拉琴了。人家知道他是瞎子阿炳，只要他来，大家对他还是很同情的，总是给他钱。
我们老家有一位音乐专家叫杨荫浏，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前老早的音乐研究所的所长，他对瞎子阿炳非常了解。所以1950年他就回无锡找瞎子阿炳，要给瞎子阿炳录音，同时也准备安排他到音乐研究所来。但是，那个时候阿炳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而且他老早已经不拉琴了。
他不拉琴是有原因的，有一次无锡暴风雨，他在街上走，眼睛看不见，一辆黄包车躲雨奔跑过来，把他一下撞倒了，把他的胡琴撞断了，他说"天不让我拉琴了"。回到家他把琵琶挂在墙上，夜里耗子又把他琵琶的弦咬断了，他就说"老天爷不让我再拉琴了"。他没钱再买胡琴和琵琶了，这以后就不拉了。
他拉琴的声音跟别人的琴声不一样，特别低回苍凉，慷慨悲凉，他只用两根最粗的琴弦，不像一般的胡琴一根粗的一根细的，要拉细的声音就是在细的上面出来了，要粗的声音就在粗的上面。他却是两根最粗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没有钱买琴弦，买最粗的拉的时间长，可以不多花钱。但是他控制这两根琴弦，照样高低分辨得很清楚，而且声音出来，显得慷慨、苍凉，别人都学不到的。不了解瞎子阿炳的真实生活情况的人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后来杨荫浏先生动员他再拉琴，他开始不同意，他说，我已经拉不出来了，我的胡琴、琵琶都已经没有了，再也拉不出我当年的曲子了。后来杨先生给他找来了琵琶，胡琴，经过他自己调整，还给他时间练了三天，勉强拉了几个曲子，录了音。
拉了几个曲子以后，杨先生要他再拉，他再也不拉了，他说，已经不是当的瞎子阿炳了，我哪是这样的味道？他自己听听都伤心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当年连自己都醉心的这种最得意的曲子了。现在留下来的，我们听着觉得已经真正了不起了，瞎子阿炳听了，自己觉得已经拉不出来当年的味道了。
当时决定要把他调到北京来，结果他突如其来地吐血去世了。那已经是1953年年底了。那时候我在无锡女中教书，我的同事跟他是邻居。那天夜里瞎子阿炳死了以后，第二天我那个教体育的同事，叫杨志仁，女同志，就马上来告诉我说，瞎子阿炳昨天夜里去世了。
后来全国文联还批评了无锡文联，说是这样了不起的杰出艺术家，你们怎么也不管他，由着他这样重病去世，没有治疗。无锡市文联还为此做了检讨。
现在我看有人把他的《二泉映月》改成轻音乐了。我有一次听到这个合奏的轻音乐《二泉映月》，我觉得太不理解人家了，把人家的辛酸和苦难，当作一种轻音乐来娱乐，太不理解他了。一个艺术家，时间过了没有多久，就已经被人曲解了，这个是非常让人难以承受的。
现在无锡为了纪念他，把他原来的故居重新修理了一下，陈列出来了。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修得比较新，又受到批评，说当年他的生活困顿，要住得这个样子他还要出去要饭吗？所以后来重新恢复他破烂不堪的那个破房子的原貌，跟他悲惨的身世相一致，否则的话，就不能说是他的故居。现在不知怎么样了，因为我也很少回家去，也没有再去看过。
我是不太懂音乐，但是我很喜欢听中国的传统音乐。杨荫浏他们灌的唱片出来以后，我就买了一套。我在无锡第一女中教书的时候，我就给学生开音乐晚会，月光底下，放着他的唱片，请大家欣赏，让大家领会。1954年我调到北京来的时候，把这一套唱片赠送给女中了，所以我自己手里已经没有这个唱片了。
冯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斋名瓜饭楼，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红学家，文史专家，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冯其庸于1942年考入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初入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接受顶级、系统的国学训练；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4月22日迎接解放军渡江，随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在苏南行署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教于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1954年8月调中国人民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0年、1981年—1982年两度赴美国在斯坦福、哈佛、耶鲁、柏克莱等大学讲学；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问德国、法国，并在柏林和巴黎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005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主要研究《红楼梦》，还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