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大爷总放音乐扰民，我准备投诉，才知他老伴已经听不见了
更新时间：2025-10-11 09:29 浏览量：1
楼下那架老旧的音响又响了。
是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音量开得很大，女声的甜糯被放大成一种失真的、嗡嗡作响的背景音，像一只固执的夏蝉，钻进我正在拟定的合同条款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里。
我皱了皱眉，看了一眼窗外。
雨不大，是那种绵密的、停留在半空的毛毛雨，把整个城市都浸泡得灰蒙蒙，像一张受了潮的旧报纸。
已经是第三天了。
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开始，到五点结束。雷打不动。
我准备写一封投诉信，用词要客气但坚定，逻辑要清晰，诉求要明确。这是我的职业本能。
可我迟迟没有动笔。
因为我的注意力，并不全在那扰民的音乐上。
它更多地，停留在我面前的手机屏幕上。
屏幕亮着，停在一个打车软件的界面。
上面有四个字，像一枚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视网膜上。
“常用同行人”。
名字是“小安”。
一个很可爱的备注，带着点亲昵。
不像我，周成的手机里，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全名，林殊。
冷静，客观，像一份档案。
周成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七年了。
两天前，我发现了这个“小安”。
那天也是一个雨天，比今天大。周成在洗澡，浴室里水声哗哗。
他的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了一下。
我本来没在意。我们之间有种默契的隐私边界，从不互相翻看手机。
但那条消息的预览弹窗，写着：“周工，图改好了，我发您邮箱了哦。^_^”
一个笑脸符号。
我盯着那个符号看了很久。
没什么特别的，也许只是年轻女孩习惯性的表达方式。
但我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捏了一下，不疼，只是有点麻。
我需要订第二天去邻市开会的车，我的手机没电了，正在充电。
这是一个完美的，几乎是上天递到我手里的理由。
我拿起他的手机，解锁。密码是我的生日，他从没换过。
我没有去看他的微信，而是直接点开了打车软件。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四个字。
“常用同行人：小安”。
软件很智能，它甚至记录了最近的同行路线。
二十七次。
从他的公司楼下，到一个叫“滨江花园”的小区。
我们家在城西，而滨江花园在城东，方向完全相反。
时间大多是晚上十点以后。
我点开其中一条路线，地图上那条红色的轨迹线，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划开了我维持了七年的、名为“婚姻”的躯体。
我看到了里面那些我假装看不见的东西。
那些沉默的晚餐。
那些深夜里他对着电脑屏幕的叹息。
那些我们因为要不要孩子而起的争执，以及在一次次尝试失败后，笼罩在我们卧室里的、令人窒息的寂静。
浴室的水声停了。
我迅速将手机放回原位，屏幕朝下。
我的心跳得很快，但我的手很稳，没有一丝颤抖。
我是一名高级法务，我的工作就是处理纠纷，评估风险，切割利益。
我最擅长的，就是保持冷静。
周成裹着浴巾走出来，头发湿漉漉的，水珠顺着他的脖颈滑下，滚过喉结。
他看到我，笑了笑：“怎么还没睡？”
“在想一个案子。”我说，声音平静得像在播报天气。
他“嗯”了一声，擦着头发，没有再问。
他从不深究我的工作，就像我也不再过问他图纸上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像两家独立运营的公司，共享一个叫“家”的办公空间，定期召开名为“生活”的董事会，议题通常是：谁去交水电费，周末回谁家父母那里吃饭。
那一晚，我一夜无眠。
我没有哭，也没有愤怒。
我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服务器，不断地调取、分析、建模。
我复盘了我们七年的婚姻。
财产是共有的。房子，车子，存款。
感情呢？感情这种无形资产，该如何量化，如何评估折旧？
背叛，在法律上叫“过错方”。
在合同里，叫“违约”。
第二天晚上，周成加班回来，带着一身疲惫和饭局上的酒气。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
只有他手机的屏幕亮着，在我面前的茶几上，依旧是那个打车软件的界面。
他换鞋的动作顿住了，站在玄关的阴影里。
“殊殊？”他试探地叫我。
我没有回答。
沉默是最好的审讯室。
他慢慢走过来，看到了茶几上的手机。他的身体瞬间僵硬了。
“这是……”他开口，声音干涩。
“滨江花园，住着谁？”我问。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客厅里，像一颗石子投进深井，回音清晰。
“一个同事，新来的实习生，住得远，有时候项目紧，我顺路送她一下。”
他的解释来得很快，很流畅，像是演练过很多遍。
“顺路？”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然后轻轻笑了一下，“周成，我们家在城西，滨江花园在城东。你是不是对‘顺路’这个词有什么误解？”
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没说话。
“二十七次，周成。”我报出那个数字，“你送一个‘不顺路’的同事，二十七次。你很有同事爱。”
“殊殊，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急切地走过来，想抓住我的手。
我把手收了回来。
“我不想听我想的是哪样。”我看着他，目光像在解剖一只青蛙，“我只想听事实。”
“我们……没什么。”他还在辩解，但眼神已经开始躲闪，“她一个小姑娘，刚毕业，一个人在这边，挺不容易的……”
“所以你就负责起了照顾她的责任？”我打断他，“用深夜送她回家的方式？”
“我只是……”
“周成，”我再次打断他，语气加重了一点，“我不是你的客户，不是需要你用话术来安抚的甲方。我是你的妻子。”
“妻子”这个词，我说得特别慢，特别清晰。
他终于不说话了，肩膀的线条垮了下来，像一栋被抽掉主心骨的建筑。
客厅里只剩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和楼下隐约传来的、被雨声打湿的音乐。
还是那首《我只在乎你》。
“明天，”我开口，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让她来我们家一趟。”
周成猛地抬头看我，眼里全是震惊和不可思议：“殊殊，你这是干什么？别把事情闹大……”
“我不是在闹。”我平静地看着他，“我是在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需要这样吗？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从她成为你的‘常用同行人’那一刻起，就不是了。”
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明天下午四点。让她来。或者，我去找她。”
“你连她是谁都不知道。”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周成，不要低估一个法务的信息检索能力。”我淡淡地说，“备注是‘小安’，你公司新来的实习生里，姓安的只有一个，叫安然。二十三岁，刚从建筑学院毕业。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他彻底泄了气，像一只被戳破的气球。
他颓然地坐在地毯上，双手插进头发里。
“你到底想怎么样？”他问，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
“我想体面地解决问题。”我说，“我不想在公司楼下堵人，也不想在朋友圈写小作文。我只想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把所有事情摊开，然后做一个决定。”
“决定？”
“是。”我点头，“决定这份婚姻合同，是终止，还是修订。”
这就是昨天发生的事。
现在是下午三点四十五。
门铃快要响了。
楼下的音乐还在继续，像一首冗长的背景乐，为这场即将上演的家庭伦理剧做着铺垫。
我倒了三杯水，放在茶几上。
一杯放在我的位置前。
另外两杯，并排放在对面的沙发前。
像法庭上的原告席和被告席。
门铃准时在四点整响起。
我去开门。
周成站在门外，脸色苍白。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女孩。
很年轻，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素面朝天，头发扎成一个马尾。
她就是安然，或者说，“小安”。
她看到我，眼神怯怯的，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请进。”我说，侧身让开路。
我的语气很平静，就像在邀请一位普通的客人。
周成和安然一前一后地走进来，客厅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安然局促地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坐吧。”我指了指沙发。
她和周成坐下了，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我坐在他们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端起我的那杯水，喝了一口。
“安小姐，不用紧张。”我开口，目光落在她的脸上，“今天请你来，不是要审判你，也不是要指责你。我只是想了解一些事实。”
她抿着嘴唇，点了点头，没敢看我。
“你和周成，是什么关系？”我问了第一个问题。
“我们……是同事。”她的声音很小，像蚊子叫。
“只是同事？”
她沉默了。
我把目光转向周成。
他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周成，你来说。”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垂下。
“殊殊，对不起。”他说。
“我不要听对不起。”我的声音依旧没有波澜，“我要听事实。”
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我和小安……我们……走得比较近。”
“怎么个近法？”我追问。
“我……我很累，殊殊。”他忽然说，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公司里的项目压力很大，回家之后……家里很安静，你也很忙，我们很少说话。我感觉自己像在一个黑洞里，每天都在往下掉。”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
“小安她……她很开朗，很有活力。她会跟我聊她学校里的事，会因为我帮她改了一张图而特别开心。跟她在一起，我觉得……轻松一点。”
“所以，她就像你生活里的一个充电宝？”我替他总结。
他愣了一下，然后苦涩地点了点头。
“我把目光转向安然：“安小姐，你呢？你为什么愿意成为他的‘充电宝’？”
安然的眼圈红了，她抬起头，终于直视我。
“林律师，”她叫了我的职业称谓，而不是“周太太”，“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周工他对我真的很好。”
“他教我用软件，帮我改方案，项目组里有人欺负我，他也会站出来帮我说话。他从来不会不耐烦。”
“他会跟我说他工作上的烦恼，说他觉得很孤独。我觉得他……他很需要人关心。”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和真诚。
“所以，你觉得你是在拯救一个孤独的灵魂？”我问。
她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你们上过床吗？”
我问得非常直接，像在法庭上盘问证人。
安然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周成也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是祈求。
“没有！”安然抢着回答，声音都变了调，“我们没有！周工他……他很尊重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
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
这让事情变得……有点可笑。
一场精神上的出轨，一场以“拯救”和“被需要”为名的情感寄托。
“好，我知道了。”我点了点头，表示这个话题结束。
客厅里再次陷入沉默。
楼下的音乐换了一首，还是邓丽君，但歌名我不知道。
“周成，”我重新开口，这次只看着他，“我们的婚姻，是一份契约。双方签字，即刻生效。契约的核心条款，是忠诚。”
“忠诚不仅仅指身体。它还包括情感的排他性，和责任的共担。”
“你把本该由我来分担的压力，分享给了另一个人。你把本该属于这个家庭的情感需求，外包了出去。”
“从契约精神的角度来说，你违约了。”
我拿出事先打印好的两份文件，放在茶几上，推到他面前。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我们解除合约。这是离婚协议书。考虑到你是过错方，我要求分割百分之七十的共同财产。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我们不存在，所以事情会很简单。”
“第二，我们修订合约。这是婚姻忠诚补充协议。如果你选择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你需要签署它。”
周成的目光落在那两份文件上，像被钉住了一样。
安然也看到了，她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
“殊殊，你……”周成抬起头，声音发抖，“你这是在做什么？婚姻不是合同……”
“在我这里，是。”我打断他，“任何一段需要长期维持的、涉及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都是合同。它需要有明确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条款。”
“这太……太荒唐了。”
“荒唐吗？”我反问，“那在你深夜送另一个女人回家，在她身上寻找慰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对于遵守合约的我来说，公不公平？”
他哑口无言。
我不再看他，而是转向安然。
“安小姐，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我不会去你的公司闹，也不会对你的职业生涯造成任何影响。这是我作为周成妻子的体面。”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
“我不是善良，我只是不喜欢把事情弄得很难看。克制不是恩赐，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品格。”
“以后，请和我的丈夫保持纯粹的、有边界感的同事关系。你能做到吗？”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水在打转，但她还是用力地点了下头。
“好。”我站起来，“你可以走了。”
她如蒙大赦，几乎是逃也似的站起来，拿上自己的包，快步走出了我们家。
门被轻轻带上。
现在，这个“法庭”上，只剩下我和周成了。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楼下的音乐停了。
五点到了。
世界瞬间安静下来，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你真的要这样吗，殊殊？”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
“我给了你选择。”我说。
“在你眼里，我们的感情就只是一纸协议？”
“感情是基础，协议是保障。”我坐回沙发上，和他平视，“周成，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从安然出现才开始的。你说的对，我们很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
“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室友，礼貌，客气，但是冷漠。”
“我们试过要孩子，试了三年。从充满希望，到一次次失望，再到麻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把彼此都耗尽了。我们没有去修复，而是选择了回避。”
“你回避的方式，是加班，是沉默。现在，多了一个安然。”
“我回避的方式，是工作，是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那些冰冷的条款里。我把家也变成了我的另一个律所。”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坦诚地剖析我们之间的问题。
周成抬起头，眼眶红了。
“我以为……我以为你不在乎。”他说，“你那么强大，那么冷静，好像什么事都打不倒你。我以为你不需要我。”
我心里一颤。
强大？冷静？
在多少个等待检查结果的夜里，我躲在卫生间里无声地哭泣，我不敢让他看见。
我怕我的脆弱，会成为压垮我们两个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不是不需要你。”我说，声音有些发紧，“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向你求助。”
“生活就像一个法庭，我习惯了处处留存证据，保护自己。我忘了，家不是法庭，家人不是对手。”
我们都沉默了。
这是七年来，我们第一次如此接近彼此的内心。
但中间依然隔着一道裂痕，一道叫“安然”的裂痕。
“所以，”我把话题拉了回来，指了指茶几上的文件，“你的选择是？”
他看着那份补充协议，上面的条款清晰而冷酷。
一、双方需对彼此完全开放手机、社交账号等通讯信息，不得隐藏或删除与异性的非工作必要联系。
二、任何一方不得在未告知对方的情况下，与异性进行非必要的、一对一的私下会面。
三、每周六晚九点至十点，定为“夫妻沟通时间”，双方必须放下工作，坦诚交流一周内遇到的问题与感受。
四、……
条款很多，很细，像一份商业合同。
最后一条是违约责任：若签署本协议后，一方再次出现情感或身体上的不忠行为，视为根本性违约，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净身出户。
“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周成苦笑。
“是你先破坏了平等。”我回答。
他拿起那份协议，逐字逐句地看。
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周成。
两个字，写得有些用力，笔尖几乎要划破纸张。
我看着他的签名，心里没有胜利的快感，也没有丝毫的轻松。
我只是觉得很累。
像打完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官司。
我们赢了案子，但诉讼成本，高得惊人。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有一种奇怪的、小心翼翼的平静。
周成开始准时下班。
他会主动跟我说公司里的事，哪个项目进展顺利，哪个甲方又提了无理的要求。
他甚至开始学着做饭。
晚饭后，他会抢着洗碗。
周六晚上九点，他准时关掉电脑，坐到我身边。
“好了，”他说，像个准备汇报工作的小学生，“现在是我们的‘夫妻沟通时间’。”
我们聊得很尴尬。
像两个初次见面的相亲对象，努力寻找着共同话题。
但我们都在努力。
我把时间当成一枚枚硬币，投入到这段关系里，希望能换来一些靠近。
他也是。
他的手机就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上。微信有消息进来，他会大大方方地拿起来看，然后告诉我，是项目群里的消息。
我一次也没有去检查过他的手机。
协议的意义，不在于执行，而在于威慑。
它像一根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提醒着我们，信任一旦破碎，重建的过程将是多么的艰难和刻意。
楼下大爷的音乐还在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响起。
我已经习惯了。
甚至有时候，我会跟着那熟悉的旋律哼唱几句。
直到今天，周日，我休息。
那音乐从下午一点就开始响，而且音量比平时大了一倍。
反反复复，都是那首《我只在乎你》。
我被吵得头疼，拟好的投诉信，终于被我从电脑里调了出来。
我决定下楼去，和那位大爷好好谈谈。
如果谈不拢，我就把这封信贴在他们家门上。
我按响了楼下的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大爷，穿着一件旧的白背心，精神看上去不太好。
“你好，大爷。”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礼貌，“我是住楼上的。您家的音乐……是不是声音太大了点？”
大爷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歉意的表情。
“啊，对不住，对不住，姑娘。吵到你了是吧？我这就关小点。”
他说着，转身进屋。
我跟了进去。
屋子很小，摆设很旧，但收拾得很干净。
一个老奶奶坐在轮椅上，面对着窗户，一动不动。
音响就放在她的轮椅旁边。
大爷走过去，把音量调小了。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
“大爷，”我忍不住问，“您为什么每天都放这首歌，还放这么大声？”
大爷回头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他走到老奶奶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是她最喜欢的歌。”
“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追她，就给她唱这首歌。”
“她现在……耳朵听不见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听……听不见了？”
“嗯。”大爷点点头，眼圈有点红，“去年开始的，越来越严重。现在，什么都听不见了。”
“那您还……”
“我知道她听不见。”大爷的声音有些哽咽，“可我就是想放给她听。我把声音开得大大的，就觉得，说不定……说不定就有一点点声音，能钻进她耳朵里呢？”
“她有老年痴呆，好多事都不记得了，连我有时候都不认识。但是，每次放这首歌，你看，”他指了指老奶奶的脚，“她的脚指头，会跟着动一下。”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老奶奶的脚上穿着一双布鞋，她的右脚大拇指，真的在随着那微弱的音乐，轻轻地、有节奏地，敲打着脚踏板。
一下，又一下。
像一个微弱的信号，从被遗忘的时光深处，艰难地发送出来。
大爷走过去，蹲下身，握住老奶奶的手。
“阿芳，”他凑到她耳边，大声地喊，“是我啊，阿强。你听，是我们的歌。”
老奶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
但我看到，一滴眼泪，从她浑浊的眼睛里，慢慢地滑落下来。
我退出了那间屋子。
我没有说任何话。
我轻轻地带上门，仿佛怕惊扰了那个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
我回到家，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动。
我想到我的那份补充协议。
那些冰冷的条款，那些明确的权责，那些严厉的惩罚。
我以为我用最理性的方式，为我的婚姻建立了一道防火墙。
可楼下的那对老夫妻，他们之间没有协议，甚至没有了语言和声音的交流。
他们拥有的，是一种超越了所有契约的、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和陪伴。
那是一种我无法用法律语言去定义的东西。
周成回来了，手里提着菜。
他看到我坐在那里发呆，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
“怎么了？不舒服吗？”
我摇了摇头。
我把楼下大爷的故事，告诉了他。
他听完，也沉默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锅汤。
是莲藕排骨汤，我最喜欢喝的。
我们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喝着汤。
“殊殊，”他忽然开口，“那份协议……”
“协议有效。”我打断他。
他愣住了。
“周成，”我看着他，很认真地说，“我们需要它。至少现在需要。”
“楼下大爷和阿婆的感情，是几十年风雨熬出来的。我们没有。”
“我们的信任，已经透支了。现在，我们需要规则来约束，需要时间来修复。这不丢人。”
“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协议，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但在这之前，我们得先把脚下的路，一步一步，重新走稳了。”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某种东西，在慢慢融化。
他点了点头。
“好。”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夫妻沟通时间”里，聊了很久。
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聊我们第一次约会。
聊我们决定结婚时，对未来的憧憬。
我们聊到了那三年备孕的时光。
我第一次告诉他，我曾在卫生间里偷偷哭过。
他抱着我，说：“对不起，我那时候……太混蛋了，只想着自己的压力，没有看到你的痛苦。”
我们之间的冰山，在那一刻，仿佛裂开了一道缝。
有温暖的光，从缝隙里照了进来。
生活在继续。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周成的工作依旧很忙，但他会记得在每一个加班的夜晚，给我发一条信息，告诉我他大概几点回来。
我会给他留一盏灯，温一碗汤。
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多，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尴尬，但我们不再回避。
那份补充协议，被我锁在抽屉里，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
但我们都知道，它在那里。
像一个警钟，也像一个……承诺。
我开始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把那些破碎的瓷片，重新粘合起来。
就算有裂痕，那也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证明。
直到今天下午。
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短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林律师，你真的以为，周工的‘常用同行人’，只有一个‘小安’吗？”
我看着那条短信，全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楼下，那首《我只在乎你》，又准时响了起来。
这一次，我却觉得，那歌声，无比的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