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杂谈》：音乐家与编辑家的二重唱

更新时间：2025-11-14 08:00  浏览量：1

郭欣

北京出版社 1979年版

1962年11月，冒着初冬的料峭，北京出版社推出一部音乐理论评论集《音乐杂谈》。当时人们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厄中摆脱出来，文艺界不算活跃。但是《音乐杂谈》首印6500册一销而光，成为出版界少有的风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报刊围绕这本书涉及的诸多音乐问题展开了讨论，甚至争执。许多业余音乐爱好者也聚拢而来，加入围观的队伍。这本书的出现，像是绽放的一株蜡梅，给人们带来温暖和活力。

《音乐杂谈》的作者是中国音乐界殿堂级人物——李凌。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央乐团（后改名中国交响乐团）团长。1956年李凌创建中央乐团时年方43岁，此后担任团长达26年，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先后调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和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他被称作新中国社会主义音乐理论的奠基人、杰出的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舞文弄墨的高手，常年在报刊发表音乐评论。李凌善于把艰深的音乐理论口语化、平民化，常常妙语连珠，见解独到，闪烁着哲理之美。

《音乐杂谈》共收录51篇2000字以内的短文，其评论内容既有音乐理论，又有表演艺术技巧。例如，可以载入新中国音乐史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舞剧《鱼美人》《小刀会》；那个时代标志性歌唱家、演奏家刘淑芳、盛中国、罗天婵、朱崇懋、魏启贤等，也都列入话题。特别是对刘淑芳演唱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宝贝》的评点，精彩而又令人信服。刘淑芳当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街头巷尾总是缭绕着她的歌声，风靡程度不亚于后来的邓丽君。作为音乐界的领导者，李凌能够放下身段，以一个批评家的样貌出现，风趣幽默、直言不讳地大胆评说，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而这部书的最初创意，来自北京出版社编辑晏明。他是李凌音乐评论文章的拥趸，只要看到必读。由文章引起的日益广泛的讨论和争执，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对音乐创作和表演艺术的促动，使晏明敏锐地意识到，应该把李凌的音乐短评结集出版，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当晏明找到李凌时，两个人一拍即合——然而这只是他们合作的开始。

晏明是个诗人，音乐尚属业余爱好。但他对当时的诸多音乐现象，以及李凌的评论文章有自己的看法。他希望与作者坦率而深入地交流，使这本书出版后不留遗憾。

1994年，李凌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音乐杂谈〉：我与晏明的合作》，他回忆道：“晏明在理解政策上有较高水平，并善于从稿件中发现问题，提出有益的意见。如对我谈到音乐的民族风格问题，民族化与化民族，继承中国民族音乐传统问题，地方色彩问题，艺术上的民主与集中，轻音乐艺术的评价等问题，他能从辩证这一角度给我提出比较全面的意见。”他还说：“尽管我的这些文章大多是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过，但在语言文字上仍存在不少问题。而晏明同志在编辑时，作了不少的改正，使我在刊出时整理得比较完整。”李凌还补充道，“臧克家、徐迟同志都曾说道，晏明同志是一流的编辑家，这是不算过分的。”

不知道他们进行了多少次推心置腹的沟通，甚至是碰撞，但可以肯定：一位虚怀若谷，一位大胆谏言，两个人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切磋，使这本书走向完善和成功。就像两个不同声部的歌者，缺一不可。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北京出版社开始恢复正常工作。晏明首先想到的是《音乐杂谈》，他认为这本书谈及的诸多问题在新时期仍有价值，书的余温还珍藏于读者心中。于是在1979年11月，《音乐杂谈》增订本又重新出版，印销量达到17000册，读者的热捧甚至超过了17年前。受此鼓舞，晏明与李凌商定再接再厉，推出第二辑。鉴于“音乐杂谈”四个字已经深入人心，决定书名不变。1980年10月《音乐杂谈》第二辑问世。紧接着，1983年2月《音乐杂谈》第三辑、1988年6月第四辑相继出版，像礼花弹一样在音乐界持续绽放。可以断定，李凌与晏明的沟通和碰撞，会存在于每一部书出版的始终。

不过这本书的出版仍未画上句号。应读者要求，2015年8月，北京出版社又出版了精选本《音乐杂谈》。然而这时李凌和晏明都已相继谢世，让人不免扼腕叹息。一部音乐理论书籍的五次出版，竟然跨越了五十年，如此强劲的生命力在我国出版界是罕见的。这不能不感谢音乐家和编辑家的完美合作。

两个人在合作中，不仅结下深厚友谊，李凌亦被晏明的学养及严谨作风所打动，决定聘请他到中国音乐学院担任诗词教授，在学院开设诗词课。晏明固然高兴，但觉得自己还是做编辑更合适，便婉谢了李凌的美意，最后以特约研究员的身份，不定期来学院授课。

毫无疑问，《音乐杂谈》为新中国图书宝库献上了一部佳作，音乐家与编辑家完美合作的佳话也将流传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