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退潮：当集体合唱不再成为流量密码

更新时间：2025-11-26 21:14  浏览量：10

曾几何时，公园里、广场上、甚至公交车里，总会突然爆发出嘹亮的红色旋律。一群中老年人神情肃穆、眼含热泪，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的场景，一度成为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密码。这些视频往往配以“正能量”“不忘初心”的标签，收获数十万点赞，评论区一片叫好。而今，同样的内容却门可罗雀，偶尔出现也难逃“摆拍”“演戏”的质疑。这场来得猛烈、去得悄然的红歌热潮，折射出的远不止是网络热点的变迁。

最初，这些街头红歌的涌现确实包含着复杂而真实的情感维度。

对于经历过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代人而言，红色歌曲不仅是旋律，更是他们青春的记忆坐标。《我们走在大路上》响起时，他们想起的是年轻时在工厂车间挥汗如雨的岁月；《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旋律中，藏着他们从物质匮乏到生活改善的集体记忆。这种情感是具体的、有质感的，与他们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连。

同时，在急速变革的时代，红歌也成为了一种情感代偿。当现实社会中传统的权威结构松动，熟悉的邻里关系解体，这些歌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精神锚点。在旋律中，他们不仅能重温过去的集体归属感，也能在价值观多元分化的当下，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更重要的是，在私人表达空间有限的成长经历中，他们习惯了通过集体叙事来表达个人情感。高唱红歌，既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安全要求，又能释放个体被压抑的表达欲——这是一种代际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

然而，随着这类内容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纯粹的情感表达很快被流量逻辑所侵蚀。

精明的短视频创作者很快发现了这一流量密码。他们开始组织更专业的拍摄团队，选择更醒目的地标背景，设计更具戏剧性的开场和结尾。歌声依然嘹亮，表情依然虔诚，但整个过程已经被精心编排，如同真人秀般每个环节都经过计算。

一些参与者也开始意识到表演的价值。他们不再是单纯的情感表达者，而是成为了“正能量网红”，通过高频率发布类似内容积累粉丝，进而开通直播带货。当《我的祖国》的旋律成为推销农产品的背景音乐，当唱完《团结就是力量》立刻引导观众点击购物链接，最初的情感真实性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更是关键。在特定时期，这类内容被算法识别为“安全”且“正能量”的优质内容，获得大量流量倾斜。这导致同类内容扎堆出现，形成信息茧房，反而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和本能怀疑。

这种集体合唱的热度消退，背后是多重社会心理的变化。

首先，社会对“真实”的渴求日益强烈。在充斥着人设和表演的网络空间，观众对任何形式的刻意展示都变得敏感。当红歌演唱从自发行为变成组织活动，从情感表达变成流量工具，其真实性自然受到质疑。“究竟是爱祖国，还是爱流量？”这样的问题在评论区屡见不鲜。

其次，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在全球化、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集体主义表达有着天然的疏离感。他们更习惯碎片化、个性化、有时带点自嘲的表达方式。那种整齐划一、情感饱满的集体合唱，在他们看来既陌生又难以共鸣。

再者，社会对爱国表达的理解正在深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爱国主义不仅体现在高唱革命歌曲，更体现在恪尽职守、社区互助、理性建言等日常实践中。当一种表达形式被过度使用甚至商业化，其严肃性和真诚性就会打折扣。

回到最初的问题——他们究竟是发自肺腑，还是想得到什么？

答案很可能是：两者都是。

人的动机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位老人可能同时怀着对青春的真挚怀念、对集体氛围的深切渴望、对关注度的自然需求，甚至对经济收益的理性计算。这些动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手举国旗、眼含热泪的复杂个体。

这场红歌热潮的兴起与退却，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生动隐喻。我们正在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与集体寻求新平衡的阶段过渡，从情感的直接表露向更复杂含蓄的表达方式演变，从相对单一的价值认同向多元共生的认知模式转变。

那些曾经响彻城市广场的红色旋律，既是一代人的真实情感记忆，也是特定时期的网络奇观。它们的退热不代表爱国热情的消退，而是意味着社会表达正在走向更成熟、更多元的阶段。

当不再需要通过高亢的合唱来证明什么时，也许正是我们更加自信的开始。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我们唱什么、怎么唱，而在于我们能否包容不同的声音，能否在平静中依然保持坚定的信念。

那些安静下来的广场，不是热情的冷却，而是社会表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我们正在学习用一种更复杂、更细腻的方式，来表达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情感。

评论作者：易白，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电影、音乐厂牌发起人。文艺创作“30年+”，诗、文、歌、画、影、音等作品，累计在各级各类比赛获奖百余次王健林：穿越周期的商业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