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庇护》：生态视域下的音乐疗愈

更新时间：2025-11-30 10:00  浏览量：8

作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提亚・德诺拉“音乐与变革”系列三部曲的开篇之作，《音乐庇护：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疗愈》（译林出版社，2025年）以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与扎实的实践案例，打破了传统音乐疗愈研究的“工具化”困局。该书将音乐从“医疗辅助手段”的认知框架中解放出来，置于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坐标系下，通过剖析音乐与健康、环境、个体实践的深层关联，构建了一套“音乐作为具身化社会实践”的疗愈理论。

健康的生态学重构

传统医学与心理学研究长期受“身心二元论”主导，将健康视为“身体无病”与“心理无扰”的静态叠加，却忽视了个体与环境的动态互动。德诺拉在书中率先解构这一认知，她受欧文・戈夫曼《精神病院》的启发，提出“健康/疾病不仅与身体有关，而且与环境有关”的核心命题，将健康重新界定为“由合作、文化和关系共同塑造的事实”。这种生态学视角的本质，是将健康视为个体在社会文化网络中的“行动能力”——而非孤立的生理或心理状态，而音乐的“庇护”功能，恰恰体现在它对个体所处“环境”的重构能力上。

在德诺拉看来，音乐对环境的重构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脱离”，即通过声音构建临时的“审美结界”，帮助个体隔绝外界的压力与痛苦；二是“美化”，即通过审美体验激活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将压抑的空间转化为具有情感意义的场所。这种重构并非单向的“环境改造”，而是个体与音乐、环境的互动实践。书中1800年贝多芬与埃特曼男爵夫人的案例，生动诠释了这一过程：当男爵夫人因丧子之痛陷入绝望时，贝多芬未用语言安慰，而是通过钢琴演奏构建了一个“非言语的意义空间”——“他向我诉说了很多，而我为此感到欣慰”。在这里，钢琴不仅是乐器，更是连接个体与“慰藉性环境”的媒介：音乐通过节奏与旋律，将男爵夫人从“悲伤的母亲”这一身份中暂时抽离，转化为“音乐的共鸣者”，进而恢复其感知温暖、接纳慰藉的行动能力。这种“身份重构”与“能力激活”，正是健康生态学的核心要义——健康的本质，是个体在环境中自主构建意义、参与实践的可能性。

无论是贝多芬通过音乐传递慰藉，还是普通人通过耳机聆听音乐缓解焦虑，本质上都是个体借助音乐这一文化符号，重构自我与环境关系的实践。

音乐的具身特质

若要厘清音乐何以成为健康生态学的核心媒介，就必须深入其本体论层面——即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独特特质。德诺拉在书中拒绝将音乐简化为“有序的声音组合”，而是通过梳理音乐的五重特质，揭示其作为疗愈“活性成分”的内在逻辑，强调音乐是“供人感知和行动的无穷‘多元’的环境”。

第一重特质是音乐的“时间性”。与绘画、文学等静态艺术不同，音乐“在时间中展开”，且能通过节奏与韵律“激发人们进而具身化”。这种具身化的关键，在于音乐能将个体“潜在的、不成熟的、难以驾驭的身体整合到同一时间中”，实现身体感知与时间节奏的同步。书中2003年帕姆的案例极具代表性：帕姆因将木琴字母误读为脏话而陷入焦躁，甚至“用琴槌狠砸木琴，还将木琴朝钢琴扔过去”，但在治疗师引导下参与钢琴二重唱后，她的肢体动作逐渐与音乐节奏对齐，最终“投入又富有表现力”地歌唱，结束后坦言“这样做显然好多了”。在这里，音乐的时间性成为情绪的“调节器”——混乱的身体动作与焦躁情绪，通过与节奏的同步被重新梳理，进而实现身心的平衡。

第二重特质是音乐“便携性与空间性”的辩证统一。德诺拉指出，音乐器材既可以是“口琴、吉他、iPod”等便携设备，“轻易地将音乐融入环境之中”；也可以是“管风琴、三角钢琴”等大型乐器，“将自己的巨大身躯填满整个空间”。这种辩证性让音乐能够灵活适配不同的疗愈场景：个人独处时，耳机里的音乐可成为“随身庇护所”，隔绝外界干扰；社区活动中，钢琴、鼓等大型乐器则能构建“集体情感空间”，促进人际联结。无论哪种形式，音乐都不是“隐形背景”，而是“关乎隐蔽、潜伏、秘密的艺术”——它通过声音的空间分布，重塑个体对环境的情感认知。

第三重特质是音乐的“具身性”，即音乐的制作与体验始终与身体动作深度绑定。德诺拉强调，“在制作层面，音乐通常要借助身体动作（声学/演奏技巧）来完成”，从“弯曲的手臂、舌头、手指”到“肺和嘴唇”，身体部位的运动直接决定“声音的具体呈现、音色、音量与音高”。这种“身体－声音”的直接关联，让音乐疗愈能够绕过语言中介，直接作用于身体感知。例如，大力拨动吉他琴弦产生的响亮音色，不仅是听觉体验，更是手臂力量与声音反馈的身体互动；放松小提琴琴弓带来的旋律渐弱，也不仅是声音变化，更是身体张力与情绪松弛的同步过程。正是这种具身性，让音乐成为调节身体状态的“直接媒介”。

第四重特质是音乐的“非指涉性”——即音乐“通常不指涉任何具体事实”，能够“脱离文字与视觉图像而独立存在”。这种非指涉性赋予音乐极大的意义灵活性，使其能够被不同个体赋予个性化解读。正如书中提及，舒伯特在《音乐美学》中曾将D小调与“血液、脾脏和‘女人味’”关联，但在当代音乐治疗中，同一调式可能被患者解读为“勇气的象征”或“悲伤的出口”。这种意义的开放性，让音乐能够适配不同个体的心理需求，避免语言疗愈中“意义固化”的局限。

第五重特质是音乐与情感体验的“深度绑定”。德诺拉认为，音乐可以通过“配对或变迁机制”成为记忆的载体——“我们自己的音乐往往就是我们自己的回忆”。这种绑定让音乐能够“更新记忆、激发社会行动，还能在个人层面（作为自我技术）与集体层面（作为公共记忆、纪念和情感的矩阵）调整情感参数与感受模式”。例如，一首童年歌谣可能成为成年人应对压力的“情感锚点”：再次聆听时，音乐唤起的不仅是童年记忆，更是当时的平静情绪，进而缓解当下的焦虑。这种“记忆－情感－音乐”的三角关联，让音乐疗愈具备了“个性化”与“持续性”的双重优势。

这五重特质的叠加，让音乐成为一种“动态的实践媒介”——它通过时间、空间、身体、意义、情感的多维互动，为个体构建了可感、可参与、可重构的“庇护空间”，这正是音乐疗愈的核心机制所在。

“好音乐”的重构

传统美学对“好音乐”的定义长期受精英主义主导，聚焦于“形式完美”“技巧精湛”或“情感崇高”，将日常音乐实践排除在“优质音乐”的范畴之外。德诺拉在第七章“好音乐在哪？”中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将“好音乐”的评价标准从“审美属性”转向“实践效果”，提出“音乐中的‘善’（goodness）与‘音乐是一种人类经验的表达方式这一价值密不可分’”。

这种重构的核心，是将“好音乐”的判断从“音乐本身”转向“音乐的实践功能”——不再追问“音乐是否优美”，而是追问“音乐是否能促进健康”“是否能构建庇护空间”“是否能实现人与人的共在”。在德诺拉看来，贝多芬为男爵夫人演奏的乐曲，或许并非他最“著名”的作品，但它在特定时刻成为男爵夫人的“治愈媒介”，因此是“好音乐”；帕姆在钢琴上弹奏的“零星音符”，虽无“技巧性”可言，却帮助她从焦躁转向平静，因此也是“好音乐”。这种标准打破了“专业/业余”“经典/流行”的二元对立，让每一种能参与健康建构的音乐实践都获得了价值认可。

更进一步，德诺拉将“好音乐”与“道德议题”绑定，指出获取和评价音乐“包含了重要的道德议题”。这种道德性体现在：音乐是否尊重个体差异，是否促进平等协作，是否构建包容性的健康生态。例如，社区音乐治疗中，“好音乐”不是专业音乐家的“独奏表演”，而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的创作”——无论参与者是否有音乐基础，都能通过简单的乐器、歌声或肢体动作成为实践的一部分。这种“参与式”音乐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它拒绝将人分为“演奏者”与“听众”，而是将每个人视为“音乐的共同创造者”，在音乐中实现“身份平等”与“关系联结”。

《音乐庇护》作为“音乐与变革”系列的开篇，其最大贡献在于实现了音乐疗愈研究的“实践转向”——它将音乐疗愈从“技术方法”转化为“生活实践”，从“工具化应用”转化为“文化共生”，从“个体治疗”转化为“生态建构”。这种转向不仅为音乐疗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更在健康人文学领域提出了重要命题：健康从来不是医学的“专属领域”，而是文化、艺术、社会等多领域共同参与的建构过程。（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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