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古典音乐进入“高票价时代”？
更新时间：2025-12-16 15:32 浏览量：1
英国皇家芭蕾与歌剧院制作歌剧《齐格弗里德》 ©Monika Rittershaus
编译 | 谷宇飞
11月，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与歌剧院（Royal Ballet and Opera）推出需求导向型票务定价体系的消息，将全球古典音乐市场的票价争议推向风口浪尖。当瓦格纳歌剧《齐格弗里德》的最高票价从370英镑（约合3488元人民币）飙升至425英镑（约合4006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不仅刷新了该机构的票价纪录，更成为全球古典音乐行业票价普涨的生动缩影。
结合德国、俄罗斯近两年的行业动态不难发现，一场由成本压力、政策调整与市场博弈共同驱动的票价上涨浪潮，正席卷全球古典音乐领域。
英国：
建立需求导向型票务定价体系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与歌剧院内景 ©Lara Cappelli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与歌剧院于2025年9月正式启用的动态定价模式，核心逻辑在于“以需定价、实时调整”。根据官方阐释，所有演出门票先以原价销售一周，后续依据购票数据浮动调价，最高票价设置明确上限，且门票一旦加入购物车，价格便锁定不变。该机构将这一模式视为“最大化票务收入、保障财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其方案已通过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的合规指导。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与歌剧院并非英国惟一调整票务策略的艺术机构。《舞台报》（The Stage）2025年票务调查显示，伦敦西区最低票价一年内上涨近25%，而最低与最高票价之间的差距正逐步缩小。
值得关注的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与歌剧院为平衡艺术普惠性，将最低票价档位、青年票及各类惠民项目排除在动态定价体系之外，这种“保底线、浮上限”的操作模式，已成为欧洲古典艺术机构的典型实践。
但质疑之声依然存在，戏剧评论家米基-乔·鲍彻注意到，高价票多集中于临开场前的热门售罄场次，但此类定价策略仍可能让部分核心观众望而却步。他认为，这一需求导向型票务定价体系是把双刃剑，也可能对票房并不叫座的冷门优质演出造成巨大冲击。
俄罗斯：
莫斯科大剧院的高票价争议
莫斯科大剧院制作歌剧《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
俄罗斯古典音乐市场的票价变动更具戏剧张力。
2024年，莫斯科大剧院开启票价上调模式：最便宜座位票价飙升，老剧场芭蕾舞演出的最高票价为2.5万卢布（约合2297元人民币），刷新了该剧院常规演出的价格纪录。歌剧板块的票价涨幅同样显著，2023年11月首演的《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至2024年3月完成价格上调——最低票价从800卢布（约合74元人民币）攀升至1000卢布（约合92元人民币），最高票价则突破1万卢布（约合920元人民币），短短数月内价格波动引发广泛关注。
高价策略已明显加重普通观众的观演负担，相关争议在莫斯科大剧院的社交平台持续发酵。有观众在社交媒体留言：“亲爱的大剧院，六个月前，我们仍能以不到15000卢布（约合1379元人民币）的价格欣赏演出；如今，即便是剧院最差的座位，票价也在6000卢布（约合552元人民币）至35000卢布（约合3217元人民币）之间浮动，恳请管理层正视这一问题。”剧院前首席芭蕾舞演员阿纳斯塔西娅·沃洛奇科娃（Anastasia Volochkova）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不满，她对管理层的定价决策感到羞耻，批评此举“违背艺术初心”，“莫斯科大剧院当下的票价乱象，本质是对金钱的盲目追逐，这样的策略只会将核心观众拒之门外。”
实际上，莫斯科大剧院的调价举措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对抗长期困扰行业的票贩乱象。此前，票贩曾将热门剧目《胡桃夹子》的门票炒至30万卢布（约合2.76万元人民币）仍供不应求，剧院希望通过提高官方定价，收回被票贩侵占的超额收益，重塑票务市场秩序。
根据俄罗斯相关法规，文化机构拥有自主定价权，莫斯科大剧院虽未设置免费票档，但为特定群体提供专项福利：俄罗斯英雄、苏联英雄、荣誉骑士勋章获得者及卫国战争伤残退伍军人可享受50%票价折扣。剧院还建立了灵活调节机制——演出前一天会对剩余门票降价销售，以此吸引低收入及弱势群体观众，在商业运营与艺术普惠之间寻求平衡。
德国：
预算削减倒逼演出普涨
柏林喜歌剧院
与英国的市场驱动型调价不同，德国古典音乐机构的票价上涨主要源于政府文化预算的大幅削减。
据披露，柏林2025年文化预算已减少1.31亿欧元（约合10.8亿元人民币），2026年将进一步削减1.49亿欧元（约合12.288亿元人民币），2027年削减额度达1.64亿欧元（约合13.522亿元人民币）。多家顶级演出机构被迫启动调价：柏林德意志歌剧院与柏林音乐厅均计划从2026-2027演出季起将票价提高10%；柏林爱乐乐团已于2025-2026乐季率先将票价上调5%，未来票价区间设定为11欧元至330欧元，其中新年音乐会独占最高价位。
演出规模收缩成为并行举措。柏林喜歌剧院取消新剧首演计划，德意志歌剧院直接削减三部制作，柏林音乐厅则搁置了两个音乐节项目。即便是获得特殊储备金补充的柏林爱乐乐团，也不得不通过提高场地租金、上调票价缓解压力。尽管乐团对2025年预算未遭削减感到欣慰，但其经理安德烈娅·齐茨曼坦言，从储备金中提取大额资金已对乐团造成不小冲击，且已知晓2026年资金将面临缺口，关税、能源及通胀叠加的成本压力在未来会进一步凸显。
这种成本压力已从首都蔓延至地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马格德堡剧院，音乐剧最高票价从5年前的40欧元涨至49欧元，歌剧与交响音乐会票价同步上浮；哈勒剧院自2023年起，已为所有演出类别增设“高端票档”，通过价格分层分摊成本压力。两地剧院负责人均表示，人员薪酬、技术维护、舞台布景等成本持续上涨，而公共补贴却未同步调整，这是推动票价上调的核心原因。
【观察】
当艺术遭遇“成本病”
贯穿英、俄、德三国案例的核心症结，正是全球古典乐行业共同面临的“鲍莫尔成本病”困境。这一由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的概念，核心指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共性难题——此类行业（如古典音乐演出、教育、医疗等）的生产效率提升缓慢，但其人力、运营等成本却会随社会整体通胀（尤其技术进步行业的成本下降与薪资上涨传导效应）同步增加，最终导致行业成本持续攀升。
着眼于古典音乐行业，乐手的演奏效率难以像制造业那样通过技术升级实现突破，但薪资、能源、舞台搭建等成本却在不断上涨，这种效率滞后与成本刚性的核心矛盾，正是票价普涨的重要底层原因。英国的市场驱动调价、德国的预算压力涨价与俄罗斯的反制票贩提价，虽动因各异，却共同印证了这一经济学规律的普遍性。未来，如何通过技术赋能降本增效、拓展捐赠渠道等方式破解收入困局，将成为全球古典乐机构亟待解答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