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这是音乐教育最好的时代
更新时间：2025-12-16 15:35 浏览量：1
文 | 张燚
2019年5月22日，任正非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访。主持人董倩问：“华为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任正非回答：“在我们没有受到美国打压的时候，是我们公司最危险的时候。大家的口袋都有钱了，不服从分配，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工作，是危险状态。现在我们公司全体振奋，个个战斗力蒸蒸日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最佳状态。”
如今，也应该是音乐院系最好的时代。
曾几何时，音乐学院是象牙塔顶端的一颗耀眼明珠，“艺考热”如火如荼。如今，生源减少与就业困境如同两把利剑，刺破了一层层华丽的泡沫。我们愕然发现，那条由琴房、音乐厅和大学讲台构成的传统路径，已然变得狭窄而陡峭。
然而，恰恰是这迫在眉睫的危机，为音乐教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变革时机——它迫使我们不得不审视自身的傲慢，打破固有的偏见，从而蜕变、升华，实现最好的、也是最本质的自我。
长期以来，音乐院系处在卖方市场的地位，既是超然的，也是傲慢的。这种傲慢首先表现为精英主义导向下的认知偏差，西方古典音乐被视为惟一正朔，而流行音乐、世界音乐，以及中国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则被归为“不严肃音乐”“通俗音乐”甚至“粗鄙”的存在。这种认知造成了畸形的审美标准：一个能完美演奏李斯特练习曲的学生被认定为“优异的”，而一个能即兴创作并感人肺腑的流行歌手则“不值一哂”。这种认知将音乐从一种人类共通的生命感悟和表达语言，异化为一种需要被“供奉”和“膜拜”的冰冷符号，有意与更广阔的社会土壤和大众情感保持距离，将自己禁锢在狭小的圈层之中。
其次，技术至上的傲慢更为隐蔽且影响深远。它将音乐教育简化为一条精密的技术流水线，复杂的和声、精准的节奏、宽广的音域、统一的音色、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成为核心标准。技术理性对人文感性的过度侧重，培养出一大批“正确”却“冷漠”的音乐匠人，他们或许能完美复现乐谱，却难以与听众的灵魂对话，也难以与人民群众产生深度共鸣。在社会大众渴望感性分享、情感共鸣的需求面前，这种教育成果高高在上却也苍白无力，其就业之路崎岖坎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傲慢相辅相成的，是一道“偏见”砌成的围墙。对内的偏见是音乐院系作为一个孤岛的自我封闭，习惯于将自身视为纯粹的音乐学科，与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技术乃至其他艺术学科割裂开来。一个音乐生可能不了解贝多芬与法国大革命的深刻联系，可能不明白戏曲声腔背后的中国社会生活脉络，也可能对现代音乐制作所需的计算机知识一无所知。这种“纯音乐”的教育，培养出的是一批知识结构单一、视野狭窄的“专才”，他们无法在广阔的现实世界展现音乐的价值，也无法从其他领域汲取养分来反哺自己的艺术生命。
对外的偏见，则是对社会需求的漠视与误解。其终极目标是培养专家认可的顶尖独奏家、歌唱家、作曲家和指挥家，但这注定只属于塔尖上极少数人的专业路径。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教育体系并未支持他们去面对真实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舞台上的明星，更是能用音乐抚慰心灵、凝聚社区的艺术治疗师和社区音乐工作者，懂得将音乐与商业、科技、旅游结合打造文化IP的创意策划人，精通声音设计、游戏配乐、AI音乐制作的文艺弄潮儿，不仅能教琴更能设计融合式文艺课程、懂得少儿心理的新型音乐教育家。
然而，傲慢与偏见使得音乐教育对这些蓬勃生长的领域反应迟钝，课程设置陈旧，最终导致培养出的学生与市场需求严重错配，一旦原有岗位缩减就无所适从，陷入深刻的“就业危机”。
生源与就业的双重危机看似是严峻挑战，实则是历史给予音乐教育最为珍贵的“馈赠”。“萝卜快了不洗泥”，甚至烂萝卜都可能有自己的坑位。如今“萝卜慢了”，它必须积极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关注社会需求，进行萝卜深加工，提升萝卜附加值，开发多样的萝卜产品：萝卜干、萝卜丝、萝卜汤、萝卜汁、蒸萝卜、萝卜泡菜、萝卜硫素、萝卜膳食纤维……满足不同场景需求。
今天，音乐教育这棵“萝卜”也必须走出舒适区，打破傲慢堡垒，推倒偏见围墙，积极完成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这场革命是融合的、开放的、生命化的新音乐教育革命：它必须为学生服务而不是让学生为音乐服务，它必须回归“人”的教育、回归“感受”和“表达”的教育而不是先验的教育，它必须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闭门造车，它必须拥抱未来的无限可能而不是与人民群众、科技、传媒、视频、商业、教育等领域相互隔绝……
当音乐院系平等地欣赏每一种声音的独特，深情发掘音乐中的感受与思想，勇敢融入社会创新的洪流……音乐院系将不再是一座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堡，而是一片开放、丰饶的厚土，滋养出千姿百态的音乐生命。它培养出的将是一群能用自己的业务能力服务社会、温暖人心、创造价值的音乐公民。如此，音乐院系才能穿越危机的迷雾，在深刻的自我革新中实现“最好的自己”——帮助每一个人去探索内心、连接世界、表达生命之美，在载歌载舞中共享音乐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