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项城籍音乐大家赵沨的故事（下）

更新时间：2025-12-27 18:30  浏览量：1

核心提示：

他早年投身革命并与音乐结缘，以音乐为武器与敌人斗争，用音乐鼓舞人民，被称为“党在文艺战线坚强的战士”。

他组织领导了新中国音乐教育的一些重大活动，为倡导“美育”鼓与呼，被誉为“党在音乐教育战线上的头号功臣”。

他去世后，新华社在电讯稿中把他誉为“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他就是祖籍周口项城的音乐大家——赵沨。

带着新的使命，赵沨到达香港。由于当时缅甸战事仍在继续，他只得暂留香港。1947年6月，为培养音乐人才，赵沨与李凌等人筹建了香港中华音乐院。

1947年冬，赵沨来到新加坡，受聘于陈嘉庚创办的华侨中学，担任国文和音乐教师。在陈嘉庚先生的支持下，他还创办了当地第一所音乐学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

在香港、新加坡停留的时间虽短，赵沨却为当地播下了文艺的种子。

1949年年初，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由赵沨担任华南青年代表团团长，率团赶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那段日子里，赵沨每天都满怀兴奋，渴望早一点回到祖国怀抱。

恰在此时，赵沨又接到一项隐秘而重要的政治任务——护送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

郭沫若、马寅初、欧阳予倩、马思聪等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要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还有一些来自新加坡、香港等地的青年学生北上解放区。组织上安排赵沨全面负责他们的北上行程。从香港北上解放区需秘密进行，有人乘坐波兰轮船，有人搭乘挪威货轮，部分人取道东北，也有人需绕道朝鲜。这是一项很重要很细致的工作。经过周密安排，这批民主人士最终全部安全离港并抵达北平。大多数民主人士的家属是最后一批撤离香港的，需由赵沨亲自带队回解放区。赵沨陪着他们在海上航行了多日才到北平。

赵沨到北平的那一天，正值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闭幕，他成了没有参加大会的青年代表团团长。

当然，北上的路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艰辛和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凭借多年历练出的沉着与胆识，赵沨成功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机。

一天，赵沨正在开小组会，一位准备北上的同志急匆匆带着简单行李找来。原来，码头搬运工在为他搬运行李后，竟索要500元港币的脚力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事情看似不大，但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正当双方争执不下时，赵沨匆忙赶到。他用夹杂着普通话的广东话对搬运工说：“你要的钱太多了，给你20块就很多了。从码头到这里，坐电车才两毛钱，坐的士也不过两三块钱，你要这么多钱是不行的。”对方仍不罢休，赵沨转而用纯熟的广东话说道：“大喽（大哥的意思），那我们到大街上说去。”听闻这市井气十足的话语，搬运工的态度顿时软了下来。最终，赵沨以30元港币顺利解决了此事。

为保证安全，民主人士北上多搭乘外国货轮。一天，赵沨负责护送马寅初先生登船。马寅初先生年纪比较大，身体也比较胖，行动不便。上小船的时候，他手中一个小皮箱不慎打开，里边的照片散落出来，照片上写有“寅初老师留念”及敬语字样。如果这些照片被人看见，马寅初的身份必将暴露。赵沨急忙俯身帮忙收拾。

这时，一名警察走过来，盯着马寅初尚未合拢的皮箱，就要检查。赵沨一看不好，迅速从口袋里掏出200元港币，塞到警察手里，顺势握了握对方的手，低声道：“大喽，请你饮茶去吧！”警察见钱眼开，拿着钱走了。众人抓紧时机迅速登船，这才躲过一劫。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夏衍同志听闻这两件事，半开玩笑地说：“赵沨这个人，聪明机灵，能随机应变，会办事，三教九流都能应付。”从此，赵沨就得了一个“善于应付突发事件，三教九流都能应付”的美名。

在香港送走一批又一批民主人士、文艺界名流和华侨青年后，赵沨的心早已飞回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归国，他思忖着该带一份怎样的礼物。

想来想去，他买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准备带回国内，献给即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没想到，这台录音机后来真的派上了大用场。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就是用这台录音机录下来的，并在会议期间多次回放给代表们听。这卷珍贵的录音，后来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出。

1949年6月， 赵沨抵达北平。此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在召开，赵沨被安排至筹备会秘书处工作，并同时兼任无党派人士小组的秘书，该小组的召集人是郭沫若。不久，赵沨又受命担任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秘书长。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开幕，全国文艺界代表欢聚一堂，场面令人激动。而大会的高潮出现在次日——原定由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未曾想毛主席也亲临会场。

毛主席的到来，让全场沸腾起来，有人激动地喊：“唱歌！唱歌！”

当时，赵沨正在台上处理会务。见到这一情景，他立即走到舞台中央，挥手指挥全场高唱《东方红》。

一时间，激昂的歌声与热烈的欢呼响彻会场，充分表达了大家对开国领袖毛主席的崇敬与爱戴。作为指挥，赵沨也和大家一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文代会结束后，赵沨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

文代会刚落下帷幕，赵沨又作为音乐界代表，随新中国第一个出国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

有一段时间，吴锡麟因忙于学校教学，没有时间练习钢琴和唱歌，这与她成为歌唱家的梦想产生了矛盾，令她十分苦闷。赵沨知道后，就劝她说：“新中国就要建立了，我们这一代人必定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新中国百废待兴，要想使新中国强盛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就得艰苦奋斗，先把铺路搭桥的工作做好，别无选择，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为了建设新中国，就要有做‘垫脚石’的思想准备。有了这种思想准备，新中国需要你做什么，你就会愉快地去做什么。革命需要第一，而不能沉醉在自己的梦想之中闹情绪，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这番胸怀开阔的话语令吴锡麟深感敬佩，她欣然接受了赵沨的劝告。

在吴锡麟看来，赵沨能把每项工作都做得很好不是偶然的，是为新中国做“垫脚石”的思想在支撑着他。

1949年11月，赵沨任新成立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并兼任计划调查研究室主任。他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扫除文盲”。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职工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文盲比例之高令人吃惊，部分行业甚至达到90%。为此，文化教育委员会与全国总工会联合成立了全国职工扫除文盲委员会，由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担任主任，赵沨与另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共同负责扫盲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从扫盲课本的编写、扫盲标准的制定，到扫盲地区的调研、工作方法的探索，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皆需统筹推进。

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赵沨带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到各地调研。唐山开滦煤矿、东北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大连造船厂等北方重工业基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赵沨调查发现，经过几个月的扫盲，很多人能够认识1000多个汉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和简单书信，达到了初步脱盲标准。然而，一年半载之后，所学内容往往被遗忘，出现了“文盲反弹”现象。为巩固扫盲成果，赵沨等人会同教育专家深入研究，制定出一些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效的举措，并细化了具体做法和实施方案，及时下发全国，取得了良好效果。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青年职工中的文盲基本消除，老年职工中的文盲数量也大幅度减少。这是赵沨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主持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工作。

1952年，赵沨调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

1955年，法国巴黎举办第二届国际戏剧节，邀请我国派团参加。为很好地展示中华民族的戏剧艺术，我国决定组团参加。代表团团长由文化部副部长担任，赵沨任副团长兼艺术指导。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尚未与新中国建交，为扩大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央决定将该团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艺术团”。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团长和赵沨，并指示外交部为代表团领导签发外交护照。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对赵沨说：“赵沨，你记住下面十二个字是总方针：文化先行，贸易紧跟，争取建交。”听了周总理的指示，赵沨既感到亲切，又觉得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郑重地回答：“是，总理，我记住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艺术团的节目以京剧和歌舞为主，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受到卓别林等欧洲著名文化人士的称赞。戏剧节结束后， 赵沨又率团赴英国、比利时等欧洲十国演出。

在法国期间，赵沨还完成了一项富有意义的任务。出国前，他想到国内音乐资料奇缺，便考虑趁此机会在欧洲采购一批。他大胆向周总理说出这一想法，周总理批示拨付4000万旧法郎专款。在法国演出的间隙，赵沨来到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市场，仿佛走进了音乐历史的宝库。这里的唱片、书籍让赵沨大开眼界，他用总理批拨的经费，购置了一批在国内未曾见过的图书和音像资料。这批资料后来充实了国内图书馆馆藏，改善了当时音乐资料短缺的现状。

1956年8月，赵沨以中国艺术团艺术指导兼副团长的身份，率团赴拉丁美洲访问演出。艺术团先后在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演出京剧与歌舞，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评价。出访期间，赵沨撰写的《南美见闻》在《人民日报》连载，向国内读者生动介绍了拉美风土人情与艺术团演出盛况。

连续两次成功率团出访，使赵沨真切感受到中国艺术在国外的无穷魅力，也增强了做好文化工作的自信心与责任感。

1956年11月，赵沨调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司司长。有一天，外交部主管人事工作的副部长李克农请周扬、阳翰笙、夏衍和赵沨一起吃饭。

李克农请文化部的三位副部长吃饭，为什么让自己作陪？赵沨心生疑问。李克农微笑着解释：已与文化部的领导商定，调他到外交部工作，借此机会正式宣布这个决定，并要求赵沨一旦办好调动手续，立即到外交部报到。

夏衍随后说明了调赵沨去外交部的缘由：近两年来，赵沨率团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演出交流中，处事机敏灵活，在外交场合展现出出色的思辨和口才。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艺术团于巴黎首演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一些对新中国不了解、不友好的文化界人士和记者接连提出的挑衅性问题，赵沨从容镇定、反应迅捷、应对得体，言辞不卑不亢，赢得现场一片赞许。这些好评传到国内，引起了李克农的注意。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部门都需要精兵强将，李克农认为赵沨是个做外交工作的人才，因而决定调他到外交部。

这对赵沨而言又是一次新的考验。就他个人而言，服从组织分配是理所当然的，唯一顾虑的是自己能否胜任。

然而，就在赵沨即将赴任外交岗位之际，情况再次生变。一日晚间，文化部党组书记突然找到赵沨，传达了组织决定：派他前往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并要求第二天即报到。

1956年冬，赵沨到位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任职，主持学院党委工作，并在院长马思聪外出期间代理院长职务。

中国的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体系应当从何起步？到任后，赵沨时常思考这一问题。

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不久，赵沨便积极推动中央音乐学院正式设立音乐学系，初期开设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民族音乐理论三个专业。面对音乐学院缺少哲学和美学教师的困境，他提出“先上马，后加鞭”的思路，选派音乐学系数位青年教师脱产到北京大学进修，重点听美学家朱光潜、哲学家贺麟的课。此举不仅旨在为青年教师与学生搭建研习音乐美学的平台，推动相关议题从哲学层面得到探讨与回应，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事业奠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中央音乐学院，赵沨提出，学习外国音乐的学生必须粗通中国音乐，学习民族音乐的学生也必须粗通外国音乐。他主张表演专业的学生应掌握一中一西两种乐器，以一为主、一为辅。学西洋乐器的学生，不仅应能驾驭西方交响作品，也应能演绎中国管弦乐曲；学习民族乐器的学生，同样应兼通中西。这不仅关乎演奏能力的提升，更关系到如何推动并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响音乐学派。赵沨还提出，学院的老教授同样应当补上中国音乐这一课。

赵沨提出的“学兼中西，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理论，在学院乃至业内获得了广泛认同。到1966年，一套完整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已在中央音乐学院基本形成，这也成为他对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从天津迁回北京。不久，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国家大剧院，周总理把筹建国家大剧院的任务交给赵沨，任命他为主任，组建国家大剧院筹备小组。

周总理对国家大剧院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与要求。赵沨深知此事艰巨、责任重大。他亲自走访各方专家，并邀请清华大学从事建筑设计、音响工程、美术设计的五位青年专家加入筹备小组，随即安排他们外出考察学习。历时半年，他们取经回来。赵沨安排他们以当时正在建设的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为试点，开展相关实验，为后续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与建造积累实践经验。

赵沨与专家共同研讨、动手实践，虚心向他们学习，协助总结技术经验。最终，新建的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在各项指标上均达到预期效果，令人满意。

20世纪60年代初，正当赵沨和筹备小组满怀热情，准备将在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建设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建造时，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大剧院建设被迫暂停，赵沨所负责的筹备工作也随之中止。

1964年春，经周恩来总理提议，赵沨兼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

当时，文艺界正在反对舞台“名、洋、古”之风，以排演西方歌剧舞剧见长的中央歌剧舞剧院一时陷入迷茫，前路何在？赵沨到任后，经过深入调研与思考，提出了“哪里跌倒哪里爬”的主张，即在剧院熟悉的西方歌舞剧表现手法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时代气息、为人民服务的中国作品。在讨论芭蕾舞团的创作计划时，赵沨力排众议，主张以电影《红色娘子军》为题材，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红军女战士、受压迫的丫头能在舞台上跳芭蕾吗？创作初期，不少人抱有这样的疑问。赵沨坚定走中国化、民族化之路，鼓励演员大胆探索与创新。

创新需有方向，而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导演、演员深入部队体验生活，为战士演出，向战士学习瞄准、射击……由此创作出“射击舞”“大刀舞”等生动段落。

1964年9月27日，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进行彩排，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

彩排结束后，周总理上台讲话，鼓励全体演职人员：“我祝贺你们，你们的创作很成功，很好！”并询问：“明日就请你们给西哈努克亲王演出，有信心吗？”大家激动地回答：“有！”第二天，剧团在天桥剧场为西哈努克亲王成功献演。

10月7日，剧团接到通知：毛主席在明天晚上要看《红色娘子军》的演出。

第二天，毛主席看完《红色娘子军》的演出，评价道：“你们的演出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主席还建议：“你们这样演，老百姓看不懂，应该在戏的开头加一个过场戏，介绍戏里的内容。”

为毛主席演出后，剧团次日即赴广州为广交会演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赵沨和演创人员共同完成了序幕的加工与完善。

《红色娘子军》的成功，开创了芭蕾舞剧中国化道路，成为赵沨音乐事业中的得意之作。

1964年年底，赵沨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自1975年起，他连续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5年至1982年，赵沨全面主持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在前任院长马思聪、吕骥的办学基础上，他率领师生群策群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央音乐学院逐步跻身世界先进音乐学府行列。在音乐教育实践中，他善于处理政治与业务、中学与西学、育人与育才、重点培养与普遍提高、技术与艺术、学习与实践（包括劳动）等一系列关系。

1979年，赵沨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担任文学（艺术）学科召集人。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艺术学学科是否有资格和必要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会议上，专家们意见不一，部分权威专家不主张在艺术学学科设立硕博学位。赵沨认为，这是关系到我国艺术教育长远发展的大问题。

在评审会上，赵沨从中华民族悠久的音乐历史、新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地位，到我国音乐走向世界的现实需要，条分缕析、慷慨陈词，以充分的理由论证了我国设立艺术学学科硕士、博士学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过他在多次评审会议上的有力陈述和坚定推动，专家们最终接受了他的意见，投了赞成票，正式成立了艺术学学科评议组。赵沨继续担任该组召集人，并主持拟订了国家学位目录中音乐、美术、设计艺术、戏剧、戏曲、电影电视以及书法等专业的学科目录。

1983年赵沨退居二线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国民音乐教育事业中，第一件事便是为倡导“美育”大声疾呼。他联络音乐、美术界专家学者发表了关于加强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的倡议书，引起国家教委重视。随后，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赵沨任该委员会第二、第三届主任。

为了解基层音乐教育现状，他广泛开展调查研究，足迹遍及设备完善的大城市学校，也深入偏远农村仅有民办教师支撑的小学。他一路走访、一路呼吁、一路撰文，强调“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倡导全社会重视音乐与美术教育。为此，他先后发表十几篇文章，为艺术教育高呼，提出“艺术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必需的教育内容”“学习音乐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大有益处”“中国应当成为音乐文化大国”等观点，引起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赵沨晚年曾因大面积心肌梗塞，数次站在死亡线上，却始终泰然处之，依旧为音乐教育大声疾呼，强调“音乐教育永无止境，同志仍须努力”。

赵沨有一方“赵沨读书不求甚解”的闲章，略带自嘲，亦折射出他好读书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患了白内障，视力严重下降。此后他的文章均由本人口述、夫人吴锡麟代笔完成。口述时，他思维敏捷、记忆清晰、逻辑严密、出口成章，令人赞叹。《音乐研究》上刊载的《读刊随录》，以及发表于《人民音乐》《中国音乐教育》等报刊的文章，均以这种方式完成。每篇文章无论长短，皆一气呵成，无需修改。

半个多世纪以来，赵沨在实践中不断观察、思考、总结、提炼，围绕中国音乐、文艺、教育等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财富。

2001年5月，赵沨获中国文联、中国音协颁发的首届“金钟奖”和“终身荣誉勋章”。

同年9月1日，赵沨因心脏病突发逝世，那支为人民高歌的旋律戛然而止。

新华社在电讯稿中把他誉为“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赵沨一生以音乐为武器，与敌人斗争，用音乐鼓舞人民，被誉为“党在文艺战线坚强的战士”。著名音乐家吕骥曾评价他是“党在音乐教育战线上的头号功臣”。（周口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