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王洛宾17:开启荣誉大门的音乐会
更新时间:2025-11-20 22:10 浏览量:1
1
应该说,最早把父亲介绍到海外的人是凌峰先生。
1988年的秋天,台湾娱乐界人士凌峰先生来新疆拍电视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时,他寻到父亲的住所,实地访问拍摄,这是第一次用电视这个媒体来介绍父亲。
录像在台湾播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着,香港女作家夏婕来新疆时采访了父亲,回去后写了不少介绍父亲的作品,一时间,“西部歌王”的叫法渐渐出现在媒体上。
这时台湾人才知道他们一直在唱的很多歌曲都是王洛宾的,而王洛宾经过浩劫还活在人间。
此时,父亲在国内知名度并不很高,真正掀起蒙在父亲头上多年的盖头,把他真实的面容推向前台,把他推向社会的是广州音乐会。
父亲形容那场音乐会时说,这是一场为他开启荣誉大门的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能够在广州举办也完全是偶然的。
1989年,从新疆军区政治部转业到广州工作的词作家毛兴中先生找到广东省文化厅的领导唐瑜先生,问他是否唱过《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达坂城的姑娘》,知不知道有个作曲家叫王洛宾?
他详细地给唐先生介绍父亲的经历,包括因两次身陷囹圄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了“青海民歌”“新疆民歌”,以及到现在,只有新疆军区为他举办过一场小型音乐会,还有一次就是北师大校庆音乐会。
毛先生深为父亲不平,希望能在广州举办一次王洛宾作品专场音乐会。
经过认真的考虑,唐先生对举办专场音乐会的建议表示了赞同,可是广州的演出市场是港台通俗歌曲一统天下的,举办民族音乐会,在经济上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唐先生与广东省演出公司总经理宣增祥商量,恰好省演出公司也正在研究如何加大民族传统音乐的推广力度。
毛兴中先生的提议很符合他们的心愿,他们决定推出这个专场音乐会,不管亏多少钱。
一旦决定了,就立即操办起来,从省里到驻军的艺术家们,听说有这样一场音乐会,都很热情,很高兴能参加演出。
父亲接到广东省文化厅和广东省演出公司的邀请,立即在4月7日飞到广州筹备音乐会。
从积雪还没有融尽的乌鲁木齐来到鲜花怒放的花城广州,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下了飞机,父亲就开始一件件脱衣服,到了住地只剩下了一件衬衫。
他没想到广州的气候与乌鲁木齐差别这么大。
音乐会的日程早都安排好了,父亲感受到了广州朋友的热情和友好。
为了节省经费,他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没有钢琴,他自己带了一把小提琴。
4月底,广州友谊剧院连续举办了三场“王洛宾优秀作品音乐会”。
父亲带来三位青年维吾尔演员,都是父亲的学生,分别是肉孜·阿木提、玛依拉、阿依·吐尔逊。
广东省民族歌舞团、广州军区文工团都参加了演出。
音乐会的气氛很热烈,一首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在舞台上唱响,把观众的心带到了遥远的过去,这些歌传唱了多少年,伴随了多少人最美好的岁月。
音乐会在欢快轻松奔放的《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歌声中接近尾声: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看你的眉毛
你的眉毛细又长啊
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明又亮啊
好像那秋波一般样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看你的脸儿
你的脸儿红又圆啊
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看你的嘴
你的嘴儿红又小啊
好像那五月的甜樱桃
身着绚丽维吾尔族花裙的姑娘与足蹬长靴的小伙子尽情欢快地跳着,音乐会就要结束了。
两位漂亮的维吾尔族少女搀扶“新娘” 款款走上舞台,一条鲜红的锦缎从头到脚罩住了新娘。
舞台上的灯光暗去,景物随之隐去,一束桔红色的灯光投在新娘的身上,欢快的音乐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了这光束下的神秘新娘身上。
灯光再次亮起,红盖头飘然而去,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位老者,灰白的胡须,宽阔的前额,挺拔的腰杆。
他右手抚胸向观众行了一个维吾尔礼。
他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最幸福了,因为这首歌是我在50 年前以南疆的一首维吾尔民歌编译的。今天,我从盖头里钻出来,我感觉到我自己又从我自己写的歌里钻出来了。但愿我的歌,能为朋友们带来欢乐!”
是的,他终于从历史的阴影中钻出来了,命运之神终于为他送来了快乐幸福的祥云,多年来蒙在他头上的盖头,终于掀掉了。
广东音乐界的代表把铸有“民族魂”三个字的工艺雕花瓶赠送给了父亲。
演出在广州产生了轰动。
媒体对他进行采访,广州电视台、广东省电台都请父亲去做嘉宾。
当有人问起他坐牢的感受时,父亲说: “坐牢很幸福。”
众人吃了一惊。
他说:“坐牢让我接触了这么多不同的民族,搜集了这么多民歌。”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本来并不是表现婚礼的歌曲,原名为《亚利亚》,是新疆南部一种乡土游戏中的歌曲,秋收季节在麦场上休息的时候,由一位年高的老汉穿上妇女的裙子,披上盖头,一个青年在旁边又唱又跳尽情挑逗,最后掀开盖头,老汉做着怪脸忸怩作态,引得劳动的人们哈哈大笑忘掉了劳作的艰辛。
原曲为节奏型同一性单节歌,父亲在旋律上改为较强烈的舞蹈律动,使之成为轻快活泼的抒情歌曲,为适应汉语的发音需要,对歌词进行了艺术加工。
这样,这首歌就变得具有艺术价值,也是父亲作品演唱会上必唱的歌。
这场音乐会给父亲带来了信心。
父亲后来给唐瑜先生写信说: “这是一场幸福的梦,这场梦可以补偿过去的一切损失,他是现实又超现实,使我毕生难忘。……广州音乐会赐予我晚年最大的幸福,是你们赐予我意外的幸福。”
正是广州这场规格较高、操作得比较成功的大型音乐会,把父亲推向了社会。
一时间,连香港方面也都在谈论着王洛宾。
在这以后,父亲的专场音乐会大都是以掀起盖头的方式将老人家介绍给观众。
而《掀起你的盖头来》这首歌也因此更加受到大家的喜爱。
2
父亲的客厅里挂着母亲的一张油画,是大哥的一位旅居海外的画家朋友按照片画的。
父亲在画像上面披了一条黑纱,两枝长长的绿色的孔雀羽毛放在画像的下面。
关于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多年来都说得很传奇。
虽然父亲也说他在结婚前没有见过母亲,但我却一直无法相信这个说法。
母亲是个护士,想见到她是很容易的,没有被正式介绍过,没有交谈过,那是可能的,完全没有见过似乎带着太浓的故事色彩,在感情上我一直没有认同这个故事,远远的望一眼的机会绝不会没有,当时的西宁是那么小的一个城市。
传说中都说我父亲是在掀起红盖头的那一刻才第一次见到母亲,父亲并不是一个旧式青年,他怎么可能与一个甚至没有见过面的人结婚。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
后来,父亲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也有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可父亲都拒绝了。
从晚辈的角度,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幸福地安度晚年,有个伴当然好。
父亲因为特殊的经历,从他的言谈看,他对爱情是比较失望的,实际上他对女性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没有再找女伴的打算。
他对爱情有自己的看法,他多次说:“尽管我这一生很坎坷,我的爱情都没有好的结果,我仍然觉得,爱情就是信仰。”
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还把爱情当作信仰,注定是不会有尘世间的爱情的。
他把爱情看得太神圣了,只能成为一种追求,而不可能成为现实,在现实中,他没有给爱情留下位置。
父亲的晚年一直是一个人住,他搬到干休所时,我们没有和他一块搬过去。
父亲多年的牢狱生活已使他养成严格刻板的作息时间,很难有人能够适应。
当初他住在军区文工团4号楼时,左邻右舍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他这个新邻居的,他总是天不亮就起来,出去锻炼身体,回来就开始弹钢琴练唱歌。
他有两个使他不太容易与别人相处的怪癖,始终没能改变,一个就是分秒准确的作息时间,父亲的作息时间很严,冬天晚上21 点、夏天晚上22点一定要睡,夏天早晨6点、冬天早晨7点准时起床,多少年了都是这样。
这习惯是在监狱里养成的,在监狱里到时就睡,准点起床,无论刮风下雨过年过节,天塌下来,时间是不会变的。
十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个时间表就像机器一样埋在了他的体内,到时就响。
他的另一个怪僻就是喜欢一个人待着,不愿意别人陪着自己。
哪怕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也要一个人骑上车子出去转,有人好意提出陪他一起去,他就会很认真地拒绝,他说有人陪着好像是有人在监视着他。
在兰州监狱里,他时时觉得小门上有双眼睛在日日夜夜地盯着自己,出狱后,这双眼睛没有离开过他,跟随着他到任何地方,这双眼睛盯了他一辈子。
他不太喜欢和别人住在一起,甚至陪他走走什么的他都会不高兴,让人觉得他不近情理。
这确实是那种生活给他留下的深刻烙印,他无法改变。
我们明白他的心情,他太需要自己的空间,他太想要独立的生活,他失去自由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他对个人空间的要求也就比一般人强烈得多。
我劝他,现在条件好了,你不希望我们天天围在你身边,你找个人照料生活总是应该的。
他坚决反对。
父亲说:“我自己做一点事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如果我花钱请一个人来照顾我的生活,然后我又把她给我省下来的时间用到每天出去锻炼身体上,又有多大的意义,再说我的作息时间也不一定能和别人相适应。”
就这样,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请一个保姆照顾他的生活。
我理解他,他是个艺术家,又有过不同于常人的生活经历,我们在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没搬去与他同住。
他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独立空间恰好是他多少年来最缺少的,也是最想拥有的。
并不是我们不想照顾他,尊重他的生活才是对他最好的照顾。
很多人描写父亲的晚年生活最常提到的是说他孤独自理度过了后半生。
孤独是他对自己生活的一种选择。
3
1990年4月的一个午后,台湾女作家三毛走进了乌鲁木齐幸福路父亲的寓所。
香港女作家夏婕在《台湾日报》上发表了几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三毛听夏婕讲述父亲的故事,善感的三毛落泪了,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对远在天边的老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她从夏婕那里得到了父亲在乌鲁木齐的地址,踏着春天的脚步,伴着丁香的芬芳,走进了父亲的家。
关于父亲与三毛的这次见面,父亲曾经详细地写下了他自己当时的感受和情景:
海峡来客
一九九0年四月十六日
是谁在敲门
声音那样轻
像是怕惊动主人
打开房门
顿吃一惊
原来是一位女牛仔
模样真迷人——
镶金边的腰带
大方格的长裙
头上裹着一块大花巾
只露着
滴溜溜的一双大眼睛
用这支短歌,唱出海峡来客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们相对注视了一阵,客人开口: “洛宾先生吗?”
“是,请进!”
我把客人引入客厅,端水返回时,她正摘下礼帽,打开花巾,对着钢琴上的镜子一甩头,把弯卷的长发披满了肩头,简直是神话中的仙女动作。
当时我心中编了一段歌词,作为《掀起你的盖头来》的第五段:
掀起你的盖头来,
美丽的头发披肩上,
像是天边的云姑娘,
抖散了绵密的忧伤。
(五月间,我把这首歌词寄到台北,她回信向我致谢,并夸赞我眼睛锐利,能把她生活中极小的动作,攫取来作了歌词)
当时精神集中在客人的鬓发上,竟忘记问人尊姓大名?
还是客人自己作了介绍:“我是三毛,月前受台湾明道文艺编辑部的委托,顺便为你带来了稿费。”
相互认识后,谈得很投机,相互谈着对方的作品,她问我:“一个人住在这样空荡荡的房间,有没有寂寞感?”
我未作声,用手指了指钢琴,我反问她:“你到处流浪,不寂寞吗?”
她笑着说:“流浪本身即为了排除寂寞。”
我又端详了一下她的打扮,打趣地说:“你是不是把乌鲁木齐想像成一个原始的牧场,街上来往的人都骑着马,年轻人的马鞍上都拴着套马绳?”
她笑着摇头不语。
“那你为什么这身打扮?如果你的皮靴后跟上再钉上一对马刺,人们一定以为你是双手开枪的女牛仔呢!”
说得她仰天大笑。
我心里说:“真是一个热情、开朗、洒脱、无羁的女人!”
她为我唱了自己的作品《橄榄树》,她的歌,她的声音以及感情都很美,我很快的想到:一个人唱自己的作品,容易唱得好,因为感情的表达,在创作过程中,已经下过很大的功夫。
我也为她唱了一首狱中的作品——《高高的白杨》,并介绍了歌中的故事:一个维吾尔青年在结婚前夜被捕入狱,美丽的未婚妻不久忧郁而死去,青年为了纪念死者蓄下了胡须。
当我唱到“孤坟上铺满了丁香,我的胡须铺满了胸膛” 这句歌词时,三毛哭了。
唱罢,我向她表示谢意,因为她的眼泪,是对我作品的赞扬。
我问她:“是不是因为荷西是大胡子,你才喜欢这首歌的?
她说不是,是听了这首歌之后,更喜爱大胡子!
我们又从胡子谈到了荷西。
我说:寻找对象,对方的名字,关系很大。你知道在维吾尔语言发音中“荷西”是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吗?维吾尔人在告别时,双方都互相说着“荷西”,这“荷西”是再见的意思,也许因此荷西提早离你而去。
三毛郑重地盯着我说:“那么以后我找对象,一定要找个名叫‘携老'的啦!”
她边笑边向我告别,约明晚去宾馆看她。
这位作家的思维真够敏锐的!
回访四月十七日
第二天到宾馆,忘记了房间号,只好到总服务台去查问。
宾馆小姐查遍了五楼客人的登记表,并没有三毛,叫我到五楼自己去找,并高兴的向我道谢,我不解的问她,为什么谢我,宾馆小姐说:
“两天以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台湾旅行团中有三毛,是您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您知道吗?我们这里一百多个姑娘,都是三毛的崇拜者,其中四楼的一个姑娘,还用三毛的作品治疗她周期性的忧郁症呢!”
宾馆小姐的这番介绍,引起我极大的兴致,同时又很担心,三毛的真名泄露,会不会给她带来许多麻烦。
在五楼,一位戴眼镜的小伙领我去敲门。
门开了,三毛先向“眼镜”道了谢,然后引我走进房间,在沙发上坐定之后,三毛走向墙边打开了屋顶上的聚光灯,在灯光下站了一会儿,正像演员们在舞台上暂时的亮相。
噢!完全不是昨天那位风尘仆仆的女牛仔,而是一位披着一头秀发的窈窕淑女,美丽迷人。
是不是女人们装扮多变,使男子感到奇异,也是她们的一种享受。
三毛提着长裙,轻微地摆动了两下,似乎等待我鉴赏,我却言不由衷的说了一句:
“亲爱的作家,晚上好!”
三毛为我倒了一杯茶,便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双臂搂着膝盖开始听我的故事。
我讲的是囚犯曲《蚕豆谣》。
三毛一直瞪着大眼睛听着,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题材,不过应该从抒情的动人的音乐会开始,往前追述。
她把我讲的,用她的设计整理了一下,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都比我讲的清楚,她没有用笔记录,我很惊奇一个人竟有这样超人的记忆力。
告别时,三毛问我对她的印象如何?
我打趣地说:“第一个印象,是西部女牛仔,继而变为秀发女郎,最后的原形是真正的女作家!”
她坚持要送我下楼,跨上电梯,果然我给她带来了麻烦——电梯的一角,堆了一大堆三毛的作品,等待签名。
临别,三毛告诉我,明天将随旅行团经四川返回台北,秋天一定再来。
父亲走出宾馆时,三毛在他的身后大声喊:“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我到台北就能看到你的信了!”
回头看去,三毛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挥舞着手臂,毫不掩饰自己的热情。
父亲内心有点震动,一股暖流涌来,如此单纯热情的女子真不多见。
20天后父亲就收到了三毛的信。
没有人知道父亲接到这封信后的心情,他没有谈到过。
本来,父亲与三毛的事属于他们的私事,不应该公之于众,尤其是两位都已离开了这个令人烦恼的人世间而去了另一个世界。
但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不该发生的事,令人痛心的事,私事也就不称其为私事了。
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当我谈起父亲与三毛的这段往事,我的心情总是很沉重,这件事到现在已经无法说明对错,但这件事对他们两人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当我写这段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想把真相写出来,而不去评论这前后发生的事。
我在心里一次次地祈求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我想他们的感情是美好的,既然是美好的,就没什么不能说的,尤其是有人玷污了这份感情的时候。
三毛回到台北几个月里,她与父亲通了不少的信,她在说要来乌鲁木齐住的那封信中表示,来乌后不住旅馆,就住在父亲的住所,她说,她要走进父亲的生活。
三毛回到台湾写了《中国“西北民歌之父”一鞭钟情》的文章, 发表在台湾的报上。
也许,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西北民歌之父”这个称呼谈到父亲。
三毛还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一篇《在那遥远的地方找到原作者》。
可见,仅仅半天的采访,父亲给三毛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8月1日,三毛给新疆作家李桦来了封信。
李桦写了一本《西部歌王——王洛宾大写真》的书,尚未出版,他是父亲的朋友,他将书稿寄给了三毛,信是三毛看完书稿后给李桦写来的。
到后来此书出版时,三毛已经不在人世,李桦先生将这封信做了书的代序,以此来纪念三毛。
全文如下:
李桦先生:(来信才走了七天,好快。)
刚刚收到您寄来的大作。
是中午十二点半。
现在是夜里七点多,我一直在发愣。
王洛宾的半生,终于在您的文章中看出了端倪。
我很受震动,不太能写什么。
看了胃在痛。
我对于王大师,只是匆匆一见,回来没有材料可写,就没有动笔。
看了您的这一篇可以说是传记式的大作,无论在文笔和心情的描述上来说,都是我达不到的水平。
尤其是写洛宾崩溃,骑脚踏车出走的那段,我看得也快要崩溃了。
写得真好。
令我看了一直胃痛。
您的文中有记录,有交待,有心情刻画,更有洛宾的灵魂存在里面。
我们搞创作的人,在想象空间上是很广大的,您的文笔如何转折,我都可以把心飞进去跟着变,这一来就落得胃痛的一天(今晚我要再看一遍)。
我没有胃病,是神经质的紧张。
在国内,知晓洛宾的人很多,但台湾仍是不多,他的几首歌人人能唱,而不知作曲作词者是谁。
凌峰是个介绍人,但台湾日新月异地在改变,非常快速,也非常没有文化。
我想您的这篇东西,或可给台湾哪一家杂志社刊出部分,不知您同意吗?洛宾又同意吗?
我称王大师的名字,实在是因为不觉得他比我大多少,年纪只是一种水平(在精神上),水平够了,就当朋友,不论长幼。
在国内我是以散文见称的,事实上在台湾,我也是作词行业中的一员。
台湾第一个大型轻歌剧(交响乐协奏)《棋王》的全部,是我作词与美国百老汇舞台大导演Waln合作出来的。
但我以校园民歌《橄榄树》而成名。
1986年此地新闻局最佳歌词大奖是由我所得。
因此,对于洛宾,我是非常可以了解他,起码在词曲方面,他是老前辈。
我们可以通。
谢谢您为我千山万水寄来了这篇文章。
9月1日左右我大约已在新疆。
但昨日我曾打电话赴广州一旅行社,他们说七月份新疆已不许台湾证件的人进入。
我有些心慌,怕不给我去。
这信请您千万拿去给洛宾看看。
我到了北京再想办法,目前可不可去在于政策,不是我方问题。
希望我们在9月份见面。
谢谢您。
祝安好
三毛敬上
